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瓷”航四海，互通有无惠八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展柜，望见素雅的青瓷，耳畔依稀传来熟悉的歌声。“天青过雨”，是指宋代汝窑青瓷，而非歌中的“青花瓷”。据说，这是最美丽的颜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这种源自北宋的技艺和审美，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艺术情怀，更深深影响外销瓷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
继李希霍芬首提“丝绸之路”后，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中又提出“丝绸有海、陆两道”。之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67年出版《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其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就“海道之丝路”进行学术研究。与陆上丝路相比，海上丝路开辟时间稍晚，但辐射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更恒久，也更辉煌灿烂。
展览上展出的青瓷碗、青瓷碟、青花盘三件碗碟来自阿联酋，均由碎片修补而成，透着莹润之美。“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抵达非洲东部、北部、红海沿岸以及欧洲……”河北博物院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永强介绍说，相较于越千山、穿大漠的崎岖颠簸，惊涛骇浪的海上丝路，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流互惠。瓷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近几十年亚洲考古，对此充分予以印证。苏门答腊海域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国闽粤一带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阳江“南海1号”、潮汕“南澳1号”……在我省，则不得不提到渤海之畔的海丰镇。
“南北之浮海者，必以此为市舶要冲”——海丰镇之名，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金史·地理志》。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北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可能在海丰镇遗址及周边。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冯恩学提出，海丰镇遗址应为宋金“海上丝绸之路”北起始点，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2000年至2014年间，三次发掘海丰镇遗址，出土了大批器物，都表明其在海上丝路的重要性，有助于探究东亚古代瓷器贸易史。”黄骅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说，发现的古代港口仓储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海捞瓷。器型和纹饰，与井陉窑遗址附近河道发现的外运瓷一致。太行山东麓的定窑、井陉窑、邢窑、磁州窑，也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瓷器。这在对黄骅沿海23个村进行的水下考古中得到印证。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以瓷为纽带，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也影响着中国。
首次对公众展出的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上下缠枝花卉，上书阿拉伯文吉祥颂语，关键用料苏麻离青主要来自伊朗等地。青玉花形杯，具有典型的痕都斯坦玉器风格。痕都斯坦是指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的莫卧儿王朝，其玉器胎体轻薄，纹饰以植物纹为主，器柄多圆雕花苞或缠枝茎叶，体现出伊斯兰风情……
然而，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带来更深邃思考。与瓷的素雅、简约不同，古代西亚诸国把玻璃艺术发挥到极致，极度追寻多彩、灿烂。展厅内，很多游客被一组来自黎巴嫩约2000年前的精美玻璃器物吸引——
千花玻璃碗，模仿天然玛瑙的质感和花纹；椰枣形玻璃瓶，表面褶皱的浮雕质感和棕色相结合；长颈锥形底座玻璃瓶，是典型的香水瓶形制；蓝色玻璃迷你双耳瓶，器型源于希腊彩陶瓶……
“古籍中，中国古代玻璃也被称作‘琳琅’‘琉璃’‘药玉’‘料器’。”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不少研究表明，玻璃最早在西亚地区发明。战国中晚期，我国已能制造外观与西亚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展厅中，来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玻璃耳杯，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玻璃器皿，经光谱定性分析，主要成分为硅和铅，并含有钠和钡，属中国早期铅钡玻璃。但是，玻璃和瓷终究在中国走上迥异之路。探究背后成因，文化审美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美与共，互补互惠。古代“海上丝路”在商品和文化层面的互补性，始终是这一通道活跃的重要动力与支点。当中国瓷器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促进东南亚、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制瓷业进步时，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青花色料、琉璃、掐丝珐琅技术，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辉煌及景泰蓝等工艺的产生。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张永强说，古老的文物会说话，互学互鉴才会润泽四方，向海而生、以海为友，应是我们扬帆交流的胸怀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