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从两幅题词到“巨龙入海”雄姿重现

1984年邓小平的题词。

1984年习仲勋的题词。（河北日报资料片）

编者按

今年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198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分别为活动题词，在海内外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这场活动中，山海关老龙头得到全国捐款得以复建。

今日起，本报推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40周年》系列报道，将寻访当年的活动亲历者，对话关键人物，重回那段感人岁月，还原题词始末，揭开老龙头背后的历史沧桑，并讲述40年来在河北长城保护、修缮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阅读提示】

40年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启了社会集资修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先例，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的题词号召，更是感召了海内外万千中华儿女，把活动推向高潮。

在那个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在万里长城之上，唱响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强音，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让我们重新揭开时间的面纱，把目光投向过去。

上下同心 题词感召中华儿女

2024年5月10日，秦皇岛山海关区老龙头景区，游人来来往往。

景区内，两座镌刻着“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大字的石碑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石碑落款分别是“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九月”“习仲勋 一九八四年七月”。

40年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的题词号召下，感召了海内外万千赤子。

活动中，河北日报与全国36个单位联合发出修复山海关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倡议。历经7年的修复工程后，老龙头重新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在海内外掀起了一场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而这项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活动，竟源于一位年轻记者一个偶然的念头。

时间回溯到1984年。

这一年，当时的国家地质矿产部遥感中心，应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的长城开展了调查。6月27日，《北京晚报》刊登《北京地区长城失修严重》一文，报道了这次长城调查的结论：北京地区的长城，墙体完整，城台、垛口略残的，仅占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却占66%。长城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之前，我问过文物主管部门，那么多文物古建失修，为什么不修？他们叫苦连天，没有钱啊。”当年27岁的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负责教育和文化新闻报道。正是他，最早提出了社会赞助修长城的想法。

如今，回忆起40年前的种种细节，苏文洋依旧印象深刻：“我经常到郊区采访，发现许多寺庙古建里都有石碑，记录着修建时谁捐了多少钱。有一次我突然想到，能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发起社会赞助修复长城呢？”

苏文洋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想法，竟先后得到了北京日报社、北京市委，甚至中央的大力支持。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得知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并对苏文洋等人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习仲勋同志说完话，应邀为这次活动题写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大字。

9月1日，邓小平同志相同内容的题词更把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得到通知后，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赶到了中南海西门外，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写在了一张宣纸上。八个大字，苍劲有力。”回忆至此，苏文洋依旧难掩激动。

同样是在1984年，还有一位与苏文洋同岁的青年，也因自己一个偶然的想法，做了一件与长城有关的事，受到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他，就是董耀会。1984年5月4日，董耀会和好友吴德玉以山海关老龙头为起点，开始了中国人在万里长城上第一次完整的“行走”。董耀会、吴德玉和两个多月后加入的张元华，以“华夏子”名义结成考察队，最终于1985年9月24日到达甘肃嘉峪关。

在出发前，董耀会只是当时秦皇岛市电业局的一名普通员工。在山里架设电线，工作之余，他总会眺望群山间那宛如巨龙般的长城，完整行走长城的想法，就这样突然有一天在他的头脑中出现。

历史的巧合，总是耐人回味。两位青年的偶然之念间，时代的目光再次聚焦长城。

“被写进国歌的长城，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不仅是一次‘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爱我中华’的热潮。在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奏响了激昂的民族强音，这不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旋律，更是长城所承载的历史与荣耀的回声。”如今的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说。

众志成城 海内外掀起捐款热潮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发起于北京，而后遍及全国。

“众志成城。”苏文洋这样总结40年前的火热场景。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积极踊跃地参加活动。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件又一件，饱含着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如今，苏文洋依旧能清晰还原行唐县张三海的故事。

1984年8月，行唐县兴华贸易公司经理张三海向“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捐款一万元，这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当年9月17日，社会赞助修缮的八达岭长城北七、北八城台及北六至北八城台之间城墙竣工，苏文洋邀请张三海来到北京，参加了竣工典礼。也正是在那一天，张三海向苏文洋详细讲述了自己与长城的情缘。

当年50岁的张三海，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曾在战斗中腹部受伤，8年后弹皮才从身上取出。抗美援朝时，就有朝鲜人问张三海：你见过长城吗？因此，他下定决心，回国后要好好看看长城。

后来，张三海的大儿子也参军了，部队驻地就在山海关。张三海去部队探亲，看到了长城——挂着“天下第一关”匾额的箭楼依然雄伟壮丽，其余大部分长城则残缺不全。他深深感到痛心，却又觉得无能为力。

1982年，张三海在行唐组织了联社，经营食品和小百货。两年时间，联社发展为贸易公司，张三海也因此得到了21000元的分红。从报纸上得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时，他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们发起活动是应当的，俺积极赞助也是应当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是人民的光荣。”回想起张三海对自己说的这句话，苏文洋依旧触动很深。

“振兴中华从来不是一句空话。那个年代，从上到下，人人都憋着一股想做一点事情的劲儿。”苏文洋说。

其实，对于长城损毁问题的关注，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

1952年起，全国就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文物修复工作，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修复长城，让长城成为对外窗口”的建议。此后，有关部门也曾多次拨款修缮八达岭、山海关等处长城。

那么，为什么到1984年，出现了这样一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让长城轰轰烈烈地重新出现在中华儿女的视野中？

回看历史，那确实是一个特殊年代——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中，国家活力满满，人人意气风发，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张三海一样，努力奋斗过上了好日子，对未来更是充满希望。

“那是一个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年代。”苏文洋说。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中，也有不少国内外单位和个人给河北有关部门汇款，希望把河北省境内，尤其是山海关和金山岭地段的长城修复得更加壮观。1985年2月15日，河北省“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

此外，在天津、辽宁、西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

不仅如此，活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反响。美联社、埃菲社、《纽约时报》等三四十家国外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裔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参加了赞助。

1985年7月18日，巴基斯坦政府向北京“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捐款20万元。当时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巴蒂博士说，长城是中国的象征，巴基斯坦政府捐款修长城是为了表达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时也为修复长城——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作一点贡献。

沪冀情谊 上海人民捐款70万元修复老龙头

山海关长城以“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闻名于世，它依山接海，10座城堡、10个关隘、20余公里长的城墙和92座城台、敌台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而在1984年之前，山海关长城除“天下第一关”箭楼和部分城墙较完整外，大部分残缺不全。伸入渤海七丈、高出海面三丈的老龙头入海石城以及滨海段长城、宁海城、澄海楼自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后，一直未能恢复。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发起后，秦皇岛当地很快认识到开展这一活动的重大意义，开始考虑向北京学习，为修复山海关老龙头长城开展社会赞助活动。

1984年9月4日，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成立。成立后，研究会邀请长城研究专家和各地大专院校、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40余位有关人员对山海关长城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了修复山海关长城的总体规划。

资料记载，自1984年9月起，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以及世界各地的捐款，其中，以上海市的捐款额和捐助人为最多，捐款者86万余人，捐款总计70.98万元，占老龙头第一期修复工程总费用的73.2％。

如今，在老龙头景区内还矗立着几座碑，其上镌刻着上海各界为修复长城捐款超百元的170位个人和超千元的50家单位的名字。

老龙头的这份“沪冀情谊”，当初是怎么结下的？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作为老工业基地，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中，上海成了全国捐款的“状元”，而来自上海的捐款，则成为当时有长城省份纷纷争取的目标。

为了争取上海对老龙头修复工程的支持，1985年4月，河北也派队赴沪，当时任山海关区区长的张立辉是成员之一。

“在山海关长城修复活动中，我永远也忘不了上海人民感人至深的情谊。”多年之后，张立辉曾在文章中这样表述。

汾阳路79号，今天的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是当年上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捐款委员会所在地。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总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前来捐款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我们是长城牌的，更要一马当先。”来自上海长城电梯厂和以生产“长城牌”铅笔而闻名的中华铅笔厂的工人们，在捐款时常说这样的话。中华铅笔厂特意捐献了价值4000元的铅笔，交由捐款委员会经销。

来自上海第一百货的捐款，也颇具创意。

“为修长城捐款，请乘自动扶梯，每人每次一角。”引人注目的大字标语，出现在南京路上这座大名鼎鼎的商场内。上海第一百货拥有全国百货商店中第一部自动扶梯，为了号召更多人为修复长城添砖加瓦，商场重新开动了已停用18年之久的自动电梯。最终，商场募捐款项接近万元，这意味着，先后有近10万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为修复长城贡献了力量。

在捐款委员会收到的汇款中，很多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有的署名“一位长城儿女”，有的署名“普通一兵”。一位署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捐款人在来信中这样说：“我们愿做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修好祖国的万里长城。”

1985年4月23日，张立辉等人在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方面签署了《关于沪冀两地联合修复山海关长城的协议》。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能读到这样的记录：

“根据两地目前已具有的财力、人力、物力，在河北省确定的‘修复长城总体规划’的一期工程中，选择山海关长城的‘老龙头’段修复项目，作为联合修复工程……协议签署后，即将上海各界群众捐集的柒拾万元人民币，移交给河北省‘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指导委员会，全部款项专款专用于‘老龙头’长城修复工程。”

1985年5月25日，山海关修复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1992年6月10日，四期工程全面竣工。历经7个年头，万里长城“巨龙入海”雄姿重现。

■回放

修复长城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感召下，从1984年9月开始，秦皇岛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在秦皇岛本地，捐款活动也掀起极大热潮。

老山海关人刘学勤家中珍藏着一张“修复长城资金赞助证”，这是当年市民为修复长城捐款的收据。赞助证的抬头是“洪淑琴”，也就是刘学勤的岳母，落款是“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捐款数额1000元。

“那时，1000元是一笔大钱，是我岳父岳母大半年的退休金。因为捐款数额大，有关方面特意给了一张赞助证，相当于收据。”刘学勤说，赞助证上留的是岳母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岳父岳母一起捐的。

“我岳父年轻时曾在长城内外战斗过、生活过，对长城有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岳父岳母都在秦皇岛工作，生活在长城脚下。一听说为修建长城捐钱，两位老人都觉得义不容辞。岳父甚至不愿意留名，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做的事’。”刘学勤说。

当时秦皇岛的市民捐款，大部分来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学校、机关单位、行业组织中，捐款掀起了一阵阵热潮，数额从几分、几角到3元、5元不等。

秦皇岛人不但捐款，也捐物。

在长城保护意识淡薄的年代，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会拆掉长城砖，用于建自家房屋。修复长城活动开始后，当地老百姓纷纷把拆掉的长城砖送还给各级政府部门、相关组织。有的人家还把自家鸡舍、兔子窝拆掉，取出里边的长城砖。

“当时，人们都以捐修长城为荣。如果到谁家去，看到他家院子里还有长城砖，会笑话他，那家人也会觉得没面子。”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山海关长城学会会长郭颖说。

对秦皇岛人修复长城的热情，郭颖这样解读：“秦皇岛人看长城，听长城的故事，长城是记忆中抹不掉的痕迹。当长城被破坏，有的地方甚至消失殆尽，人们发现，看到的长城跟小时候、跟故事里不一样了，所以修复长城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

文/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