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 | 定瓷芳华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之定窑遗址

定瓷芳华

▲定窑窑炉

定窑遗址分布图

从曲阳北岳庙往北沿乡间公路，穿过丘岭地带，20多公里后进入了一片较平缓的盆地，这里便是古代定窑窑址的聚集区。从东边的通天河，西到燕川村，民间曾传，当年这里有“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大大小小十三座瓷片堆，堆积了难以计数的瓷片、窑具、炉渣等物，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历史与辉煌。

曲阳古属定州管辖，是定瓷主要的集散地，这里的瓷窑因此被称为定窑。

如果说瓷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贡献，那么定瓷无疑是中华悠久瓷文化的璀璨明珠。自唐至宋元，穿越历史长河，定窑始终闪耀着淡雅朴素、宁静温和的光芒。在七百余年的烧造历史中，定窑瓷器以“洁白素雅、瓷质精良、纹饰秀美”成为一时之冠。长期以来，世人公认宋代有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宋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将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吴纸等列为“天下第一”名品，可见其名之隆。

定窑在宋金时期是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窑场，后虽失于元代，但它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定窑迷踪

随着蒙古兵南下，战争对北方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瓷器匠人大量南下避难。加上各阶层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转变，种种原因，使定窑自元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之人，只能从文献和传世器物中识其一二，其窑址的确切位置，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上世纪20年代，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为采集古瓷片来到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在这里，他发现了由瓷片堆积而成的瓷堆子，由此意外揭开了定窑遗址之谜。1934年，叶先生在其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提出：定窑遗址的确切位置在“剪子村”和“仰泉村”——这实为因方言而产生的美丽误会，乃“涧磁村”和“燕川村”的音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窑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逐渐展开。故宫博物院先后两次派人对定窑遗址进行实地复查，确认曲阳县涧磁村为定窑窑址所在地，并初步判断定窑自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工艺极盛，金代产量最大。

1960年至1962年，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堆积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试掘420平方米。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再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近2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清理和调查，直到2009年底至2010年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取得了丰硕成果，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发现到逐步发掘，笼罩着定窑的迷雾，在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渐渐被拨开。人们沿着历史细碎的线索，再次看到了千年前“她”的芳华。

时光回溯，来到唐中期，那时人们常用的还是北方邢窑所产“类银”“类雪”的白瓷，以及南方越窑“类冰”“类玉”的青瓷，所谓“南青北白”。此时的定窑，从模仿邢窑的精细白瓷发展起来，其源地涧磁、北镇、燕川一带，又为制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在这片位于太行山东麓余脉围成的盆地内，河道水流潺潺，矿物资源丰富。县境三面皆山，树木茂盛。当地县志记载：“灵山一带惟出煤矿，龙泉镇则宜瓷器，亦有出滑石者。”茂盛的林木和灵山盆地丰富的煤矿资源，成为定窑烧造的燃料，为窑业发展提供了巨大便利。定窑是北方地区较早使用煤为烧瓷燃料的窑场；而大量丰富的白云石、石英、长石和优质粘土，则是制釉制胎的上等原料，造就了定窑瓷器的洁白光润；“泉水沟”“马驿沟”等天然溪水贯穿其中，带来源源不断的水资源，为窑场发展提供了保障。

晚唐以降，随着邢窑走向衰落，定窑开始逐渐取代邢窑的地位，成为北方精细白瓷生产的代表。北宋至金，定窑继续繁荣兴盛，既有宫廷御用的“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东宫”款精致器物，又有平民百姓所用、制作稍粗糙的生活用具，可见定窑产品覆盖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元代，定窑虽仍有较大规模烧造，但产品质量、精细程度等，都较宋金时代相差甚远，漫天窑烟终究渐渐淡去。

二 瓷光雅韵

精美的定窑瓷器，迎合了宋代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为士大夫阶层所关注和青睐。曾在定州做过知州的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在他看来，定瓷茶具不仅美，且精细坚致，与名茶相得益彰。

元代学者刘祁，在其所著《归潜志》中赞誉定窑瓷器：“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刘氏所言“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定窑瓷器延续了前代白釉器素净、雅致的艺术风格，又突破性地加以多种装饰技法，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开白瓷装饰之先河。

定窑瓷器的纹饰多有花卉纹，如牡丹纹、莲瓣纹、萱草纹、团枝纹等；又有动物禽鸟纹样，如云龙纹、凤凰纹、鸳鸯纹、双鱼纹、狮纹等。定窑刻、划花讲究灵动流畅，刀法犀利，线条清晰，具有浅浮雕效果。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盘”为宋代器物，盘的近口沿处刻划卷草纹一周，内底刻划缠枝牡丹纹，纹饰清晰流畅，花朵丰满，搭配温润的白色釉面，尽显恬静之美。

印花则不同于刻、划花的自由与个性，其纹饰要预先在陶模上刻好，再以未干透的瓷坯压印，构图严谨、布局匀称、繁复精巧。因有固定的模具，印花工艺相较于刻、划花工艺，要省时、省工，更适合大批量生产。定窑印花装饰或受定州缂丝艺术的影响，没有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甫一出现，便表现得比较成熟。宋金时期定窑的印花技艺，堪称当时“印花之冠”。河北博物院所藏“白釉印花缠枝莲纹大盘”，盘内满印缠枝莲和折枝莲纹，花纹借鉴了定州缂丝艺术，印花繁缛，层次清晰，满而不乱，显示出定窑印花技艺水平之高。

此“白釉印花缠枝莲纹大盘”的外部积釉处有“泪痕”。“泪痕”是器物在烧制过程中一种自然流釉的现象，定瓷流釉多呈条状，宛若垂泪，故称“泪痕”。《南窑笔记》曾评价定瓷“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也有“外有泪痕者是真”的记载，“泪痕”是定瓷的特征之一，后世有许多仿“泪痕”之器，但均不能得其要。

定瓷工艺，除刻、划、印花外，亦有贴塑、剔花、金彩描花等工艺，且远不止如此。

早在北宋初年，定窑便生产供上层社会使用的“金装定器”，即在口沿、圈足等处，用金、银、铜等包扣。口沿以金属镶扣，为定瓷的一大特点。采用这种装饰的原因，一是因定窑瓷器多用覆烧法，即将器物反扣进行烧造，尤其是宋中期后首创支圈覆烧法，极大提高了产量，但覆烧会出现口沿无釉现象，称为“芒口”，所以有时会以金、银、铜等镶嵌器口来进行掩饰；另一种则是有意为之，宋代统治者的饮食器具上装饰金银扣的现象非常普遍，瓷的莹润与金的华贵相结合，更能突显出使用者身份的尊贵。宋代林禹《吴越备使》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某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二千事即二千件，并与水晶、玛瑙、珊瑚树共献，由此可见定窑瓷器之珍贵，以及宋代统治者对定瓷的珍视。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曾出土一件“白釉‘官’款金银扣花口盘”，口沿施釉并用鎏金银片包套，这种金装工艺与陶瓷艺术的完美结合，贵而不俗，别具匠心。

定窑器物造型丰富，纵观其窑业整体发展历史，以碗、盘为大宗，另有钵、盏、杯、盒、壶、罐、瓶、洗、枕等多器型。器物风格整体轻巧规整、典雅秀丽，釉色莹润，胎质细腻，胎体坚薄。除白釉外，也有绿釉、黄釉、黑釉、酱釉、三彩器等，黑釉和酱釉即文献所载之“黑定”和“紫定”。

宋尚文治，衍生出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审美。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提到过宋代文人生活四雅：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而定瓷造型讲究朴素典雅、纤细俏丽，正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相迎合，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饮酒论诗的文人雅事中，无不有定瓷身影。

河北博物院藏有多件涧磁村所出的晚唐时期茶炉、茶碾、茶臼等器，说明定窑自唐便产茶具。苏轼在《试院煎茶》中写潞公煎茶专爱定州花瓷，潞公即北宋名相文彦博，宋人慕定瓷可见一斑。明末文人陈贞慧记其家藏白定百折杯，为茶具中最美最具韵味之器，也可见古人对定窑茶器的推崇。

除了茶事，古代文人讲究插花之趣，对花器也极看重。明代袁宏道在《瓶史》中曾评价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作为盛花的器皿最得花神之精神。此外，定瓷还有用于文房的洗、盂，用于酒事的执壶、梅瓶等，而造型独特的孩儿枕，素面光洁，人物形态逼真可爱、栩栩如生，正是“忘机堪昼寝，一枕最幽宜”。乾隆皇帝亦喜定瓷，有人统计过，乾隆诗篇中有199首专门题咏瓷器，其中咏定瓷的占了近六分之一，以孩儿枕为题材则多达11首。

定窑瓷器丰富的器型和用途，反映出它与当时雅致生活的联系。因此，定瓷不仅风雅，亦足日常之需，是生活与美学的交织融合。易中天在书中说：“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此论用于形容定瓷作为一种精致生活的体现，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 传承有继

定窑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对白釉瓷器发展的延续与推动、装饰艺术的突破和烧制工艺的创新，也在于其对当时、对后世、对国内乃至世界的制瓷技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唐五代，定窑逐渐取邢窑而代之，其所产瓷器行销全国各地。考古发现东到辽宁，北到内蒙古，南至浙江、湖南，西至陕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定瓷出土。定瓷在宋时成为“天下第一”的名品，对南北方的众多窑场，如周边的磁州窑、井陉窑，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江西景德镇，四川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窑场纷纷仿造定器，出现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等仿器，被称为“仿定器”，并形成庞大的“定窑系”。

不仅国内，海外也发现许多定窑产品。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定窑瓷器远销海外。印尼井里汶海域发现的北宋初年沉船，即出有定窑瓷器，船上的越窑青瓷包括秘色瓷，已被海水侵蚀得面目全非，定瓷却分毫不损、光彩依旧。除此之外，朝鲜半岛新安海域沉船、泰国南部郭各考遗址和林门波遗址、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许多考古现场，都发现过定窑瓷器。

历史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海外出现过定瓷的记载。元代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述，其师丘处机在金末来到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见国人用瓷器“有若中原定磁者”，即是定瓷在中亚流通的生动写照。定瓷，不仅见证了世界多样文明，更以其独特之美，对古今中外陶瓷艺术和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沉浮难测，古代定窑从创烧到勃兴，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直至蒙上了许多神秘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窑址保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定窑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后来，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1988年，定窑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随着定窑逐渐沉寂，定瓷烧制技艺也失传于世，一代瓷中瑰宝只能从传世之器领略其风采。直至上世纪70年代，陈文增、蔺占献、和焕等，在没有任何生产及工艺技术记载的情况下，不断探索，反复研烧，对定窑的装饰艺术、造型特点、工艺过程进行了全面破译，使失传已久的定瓷技艺重获新生——高雅清丽的定瓷以全新面貌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08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定瓷艺术再次向世界展现出她的魅力。

千年窑火，传承不辍。古老的定窑，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光彩。愿她在一代代定瓷人的探索与传承中，创新发展，生生不息，芳华永续。（马小颖 韩立森）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