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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民最喜欢的纪念品，是方舱医院患者寄来的纪念章。 河北日报记者陈宝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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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零时，封城76天后，武汉“重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同行给张国民发来一张照片，“武汉加油”的灯光，已经改成了“武汉你好”。
作为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国民，曾在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战斗了26天。至3月8日江岸方舱医院休舱，363名患者相继治愈出院，圆满完成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任务。
从武汉回来的这二十多天里，张国民甚至跟家人都绝少提起在武汉前前后后38天的经历。唯有这张照片，一下子戳中了他的泪点：亲历过这段日子的人们，太知道从“加油”到“你好”，这两个字改变的分量了。
纪念章附带的卡片上，记录着每一位患者的床号、姓名。 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摄
“一接触病人，他们马上变成了战士”
沉默，问十句答一句，从武汉回到承德家中的这20多天里，张国民好像自己给自己加了个外壳。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在武汉38天的经历，甚至连女儿好奇地问起来，都含糊避开去。大多数时间，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被消毒水无数次浸泡清洗过的手指上。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讲这段经历？
张国民：2003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赶上了非典。作为感染科医生，我参加了非典救治工作。救治结束后，从隔离区出来，我自己跑到商场里买了7双鞋。其实根本穿不了，就是想买鞋。我想这大概是当时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但这一次从武汉回来，我心里很平静。
回顾这两次战疫经历，相隔17年，我从被人照顾着上战场，到这次带着一帮兄弟上战场，我感觉自己应该是成熟了。如果说上次还有一些压力需要发泄，这回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生非常普通的一次任务，并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记者：从接到任务到出征武汉，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张国民：大年初二，我们医院就走了一批医生支援武汉，我也写请战书了。作为感染科医生，年富力强，不去一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2月8日夜里医院就接到了上级的集结通知，第二天早上才通知我，估计是怕我晚上睡不好觉。其实上一线，我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早有心理准备。
记者：家人心里有准备吗？
张国民：我媳妇也在医院工作，她心里有数。两个孩子还小。其他家人我没打招呼。我姐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给我打电话时我已经在从承德去石家庄的路上了，她拿着电话一句话也没说，哭了两分钟。我妈84岁了，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去武汉了。我没给她打过电话，她就每天盯着新闻看，从中央台看到地方台，还把所有跟我们有关的报纸都剪下来留着。
记者：出发的时候有压力吗？
张国民：从专业上看并没有太大压力，我干的是感染科，又参加过非典救治，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明显更加严重，但是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最大的压力是我是承德医疗队的领队，我还要负责另外39个同事的安全。出发前领导跟我交代，要把大家好好带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的队员，都是从各县医院、中医院集结上来的，很多年轻的医护人员经验不足，甚至没有接触过防护服。都不是感染专业，对传染病了解也不多。如果说出发前大家靠的是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头，真正上路之后，任何人都会有所恐惧。
我记得从承德到石家庄的大巴车上，全车队员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默默地刷着手机，一遍一遍地看亲戚朋友们发来的短信，有的在掉眼泪。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是弟弟妹妹，是孩子。我平时说话少，那天有点喋喋不休了，不停地给大家讲我掌握的技术要领。一些年纪小的同事们，不自觉地围着我来说话。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害怕，我得给他们信心。
记者：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武汉吗？
张国民：出发前，不知道岗位在哪儿。到了武汉才知道要去方舱医院。大家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不多。2月10日凌晨我们抵达武汉的时候，江岸方舱医院还在紧张地建设中，还没有接收病人。
未知把这种恐惧再度放大了，很多年轻医护人员第一次接触防护服的时候，手都是抖的。我们反复做准备工作，反复练习穿脱防护服。人被包裹在防护服里的时候，生理和心理上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此时应该是紧张的极点。
我们承德组的队员，正好排在江岸方舱接手第一批病人的第一班。我们是第一批进舱的队员。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上一秒穿防护服时手还颤抖的年轻队员们，下一秒进舱之后面对病人时，马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那一瞬间，他们手不颤抖了，语气也不迟疑了，一下子恢复到在各自医院时的那个状态。一接触病人，他们马上从会恐惧、会流泪的普通人、孩子，变成了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