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勃在为患者诊断治疗。周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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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周松勃,是从一系列数字开始的。
从医30余年,跑遍当地100多个行政村,累计诊治患者超过46.1万人次。
自从医第一天起,坚持记录每位就诊患者的病历,如今病历档案累计229本共40多万份,摞起来一人多高。
向经济困难的病人贴钱舍药,手中1000多张患者的欠条,两大本为急重病人垫付转院费用的账本,流水近百万元。
这是个荣誉等身的乡村医生。
2010年,获评卫生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公益活动中被推选为“特别关注乡村医生”。
2015年,被省委宣传部授予“最美河北人”之“最美医生”称号。
在保定涿州刁四村卫生所,当记者采访周松勃后发现,这些数字和荣誉,无法尽述一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者辛劳中的坚守与梦想。
周松勃到村民家中巡诊并为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周倩摄
1
“活动半径保证半小时能回卫生所”
4月27日10时,涿州刁四村。赶上村里大集,进村的南北向主路拥堵而喧闹。穿过大集,再走上五六百米,就是刁四村卫生所。
芍药、竹子、玉簪花,假山、景观小瀑布、石桌、石凳……如果不是进门影壁上“刁四村卫生所”几个大字,记者会以为误入了谁家的花园。
“我是有意这么设计的。患者一进卫生所就是绿树、花香,比起呛人的消毒水味,这多轻松、温馨!”
这样细腻的心思,出自身高1米8、体重200斤,握手都比普通人重三分的村医周松勃。
周松勃设计的是卫生所,也是自己的家。朝南的正房他和家人居住,东侧是卫生所的门诊和药房,西侧是28张床位的住院部。目前,卫生所的医护人员除了他,还有妻子刘翠芳以及十几个年轻徒弟。
每逢村里大集,门诊的患者会少一些。周松勃看完排队的几个病人,脱下白大褂,把工作交接给一起坐诊的徒弟。此时,他放松地仰靠在客厅沙发里,啤酒肚反抗着勒紧的腰带,凸出来。
周松勃拍拍肚子,嘿嘿笑。“我年轻的时候,也算是有脸有型的帅小伙,当了村医以后,没时间运动,饮食也不规律,所以这胖多半算‘工伤’。”
今年57岁的周松勃,从医已经30余年,一年只有半天假,是大年初一上午,因为要给家里长辈拜年。
“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时穿的西服,都是闺女们给买的。大集就在家附近,我一次没赶过。出去办事,活动半径保证半小时能回卫生所。”
周松勃为啥这么忙?
刁四村在当地是个大村,有530来户,1700多人。但是来找周松勃看病的不止本村人。翻开周松勃自制的病历登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位病人的姓名、住址、就诊时间、症状、用药等情况。一些病例档案由于时间久了,纸已经泛黄。
这样的病历登记本,周松勃已经用了229本,摞起来一人多高。每本2000人,从1987年开始。
也就从那一年,周松勃捡起祖传治疗风湿骨病的手法,又拜名师学医。1992年,周松勃成为刁四村一名有国家执业医师证书、可以独立行医的乡村医生。
30多年里,周松勃跑遍了卫生所周边100多个行政村,累计诊治患者超过46.1万人次。
记录并保存病例,在许多人看来是只有医院才做的工作。周松勃把患者的病历记在本上的同时,也装在了脑子里,医术在对临床病历的反复咀嚼中日益精进。
现在周边村里许多村民的病史、用药史、家族遗传病史,他都了然于胸,村民们称他“活档案”。
“我从记录的第一天起就想创个记录,一晃30多年了,不知道能不能申报吉尼斯呢?比如记录病历档案时间最长的村医。”周松勃没有时间去了解申报吉尼斯纪录的程序,但这个想法却一度激励过他。
自2010年周松勃获评卫生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后,卫生所的名气更大了。现在,平均每天有大约100人次的门诊量,如果碰上要出诊,周松勃的午饭经常要拖到下午两三点。
累到身体受不住的时候,周松勃索性找个没人的地方自言自语开骂,发泄完了回去继续坐诊。
周松勃的三个女儿从小到大记忆里很少和父亲一起吃饭,而且因为夫妻俩在卫生所看病走不开,女儿们从小就很独立。
“我七八岁的时候,大我4岁的大姐就能踩着板凳够着锅台给我和二姐做饭。”这个情景周松勃小女儿周倩印象深刻。
“真的走不开,有的是乡里乡亲,有的是大老远来,生了病都心急火燎,眼巴巴排队等着,要说‘你们等着我去吃个饭’,哪说得出口啊?”周松勃摇摇头。
总有不得不走的时候,比如今年的全国两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松勃到北京开会,一走就是20多天,这是他30多年来离开卫生所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他的老病号还是想办法把他“找了回来”。
“每天中午休息的间隙,我会和患者视频通话,问问病症,看看开的处方。有些老病号就认我,我嘱咐几句,他们心里踏实点。”
忙,是村医周松勃的常态,村民对他的依赖,他也早已习惯。“选择了医生这个工作,时间就不是自己的了,我把这种依赖视为一种信任和褒奖。”
有好几次,他累得实在想放弃,“但转念一想排队等着我的病人,心又软了。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周松勃看看墙上一面面患者送来的锦旗说。
周松勃从医30多年里积攒起来的患者欠条,少的几十元,多的几百、上千元,已经有1000余张。 周倩摄
2
“没钱也得救命,啥有命大”
村民们依赖的村医周松勃,其实年轻时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刘翠芳本想和有手艺的木匠丈夫享福,没想到却和“最美医生”一起吃起苦来。
“看病有时要往外搭钱,遇到特别困难的索性就不收钱,没几年的功夫,家底就被掏空了。”刘翠芳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最初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
“开始几年日子过得虽然紧,但还只是往外借钱,后来欠账越来越多,卫生所资金周转越来越难,几次面临断药。开始断药,我就去药店赊,可赊多了,药店也不肯再赊了,只好去银行贷款。”刘翠芳一度因为日子难以为继想要和周松勃离婚。
婚最后没有离,夫妻俩开辟了副业,跟随周松勃哥哥姐姐一起养鸭子。养了几年鸭子,收入还算不错,这才补上了银行贷款的窟窿。
刘翠芳找出家里盛放在鞋盒里的一捆捆欠条和两大本账本,每一张欠条、每一笔账背后都有故事。
“周大夫,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欠你的医疗费,这辈子还不上,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还上。”一张打在2013年9月,金额3000元的欠条背面,留下了这样一行字。
欠条是来涿州打工的一名贵州农民工留下的。他在工地运砖时突然晕倒,被送往保定市一家医院,经过十几天抢救治疗花了近两万元,因为没钱继续治疗来到周松勃的卫生所。
在卫生所一个多月,周松勃管吃管住,给病人进行康复治疗。患者不辞而别那天,周松勃骑车追上去,患者还有些尴尬。但周松勃递了一大袋子康复药,还塞给他一些回家的路费。
5年过去,欠账一直没有偿还。但每逢春节,周松勃会收到患者从贵州寄来的茶叶和一些土特产。
这些欠条和账单背后,有的是治病,有的是救命。
一张2005年5月的欠条已经发黄卷了边,这是刁四村一名村民写的。
“这家伙和怀孕6个月的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喝了半瓶农药,送到卫生所已经事发半个多小时了。我立马检查进行洗胃抢救,经过两天观察、治疗,终于母子平安。”
周松勃说:“他当时刚做了右肾摘除手术,家里还有1万多元欠债,咋和他要钱?”这张欠条周松勃存起来后,再没有催要过。
“没钱也得救命,啥有命大?”这是周松勃最朴素的想法。
不仅如此,周松勃还给自己定下“四个不收、一个免费”:出诊不收费、门诊不收费、针灸不收费、注射不收费,孤寡老人全免费。
如今,欠条累计已经有1000多张,一摞摞用皮筋打捆,少的几十元,多的几百、上千元。两大本账本是给急重病人垫付转院费用和住院押金的借款账本,流水近100万元。刘翠芳算了算,没还的加起来有大约46万元。
再次整理这些欠条和账单,刘翠芳感慨万千,“这些年又舍药又搭钱,没有把卫生所赔进去,反而来看病的越来越多。我公公去世时,自发来吊唁的有六七百人,站满了一条街。”
看到这样的情景,刘翠芳慢慢理解了丈夫的爱心和善举,她相信,这么做没错。
3
“让人们远离疾病就是我的分内事”
周松勃给记者翻看他和其他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照片上他笑容满面,神态轻松。人们不知道的是,两会期间周松勃因身体不适被送到医院,他只在门诊拿了些药,也未做彻底检查。
“自己的身体,他不好好重视。患者的病确诊不了,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刘翠芳担心,却拿周松勃没办法。
行医开药,治病救人,是周松勃的分内事,但有些本不用村医过多操心的事,他出于职业本能也很上心。
“让人们远离疾病就是我的分内事。”周松勃说。
周松勃在2003年“非典”过后,建起了一处医疗废水处理装置。周松勃指指院子里的假山,“就在它下面”。
在假山之下,周松勃利用三个沼气池模具,用水泥浇筑了一个可以存储43立方米医疗废水的储水罐。医疗废水可存放三个月,废水用次氯酸钠、过氧乙酸等杀菌灭毒,确保不成为二次污染源。每隔三个月,医疗废水运到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减少污染排放。
与污水处理装置一起建起来的,还有一间8平方米的医用垃圾房。垃圾房做了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渗漏处理,可以暂存医疗垃圾。
医疗垃圾、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到底有多重要?
周松勃看到村里有孩子拿着废旧针管玩就要“没收”。“医疗垃圾和医疗废水所含的病毒、病菌危害是普通生活垃圾、废水的数百甚至上千倍,随意抛弃和处理不慎很可能捅娄子,威胁村民健康。”
过去,一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废水及医疗废物的处理不重视,将医疗垃圾和一般生活垃圾放在一起,随便倒在门口路旁,甚至丢弃在水渠中,直接污染饮用水源。
让周松勃欣慰的是,去年涿州市建了医疗垃圾处理中心。现在各村卫生所的医疗垃圾要“上缴”到乡卫生院,再由专用车辆拉到医疗垃圾处理中心。医疗废水也定期有专门的运输车辆抽走,进行无害化处理。
周松勃见多了死亡,却仍不能被“免疫”。进入临终阶段的病人需要止痛针缓解痛苦时,周松勃都尽量让妻子出诊。
“我见不得病人那渴望活下去却透着绝望的眼神,心揪得难受。”看见病人苦苦熬着等待死亡,周松勃总是忍不住掉眼泪。
作为一名医生,有时无法帮病人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大概是周松勃最无奈的事。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活着要救人,身后也要救人”的执念,决定捐献遗体。这一次,妻子和他想到了一起。
“一个人的眼角膜能让多个人重见光明,一个人两个肾脏能救活两个人。现在很多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因为缺少器官源得不到及时救治。”周松勃说。
2012年国庆期间,周松勃和妻子借三个女儿回家的机会,用两天时间做通了孩子们的思想工作。
“比起一点点腐烂掉或者化为灰烬,日后父母身体的一部分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延续,也许是更好的结果。”周倩不是被说服,而是不得不尊重父母的意见。
没等国庆节结束,周松勃夫妇就在三个孩子的陪同下,到保定红十字会办清了所有遗体捐献手续,孩子们含泪在父母遗体捐赠意向书上签了字。
“人道、博爱、奉献”,采访结束时,记者再次看到刁四村卫生所院墙上几个红色大字,又多了一层理解。(记者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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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勃的新愿望
当村医,周松勃或许不是最有天赋的一个,但他的心却比许多村医要大,想得也比许多村医更远。
几十年“开夜车”学习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以至于白天要用数包咖啡提精神,晚上要用强力安眠药帮助入睡。他什么都学,从中医古方到西医前沿。
不断学习是因为心中有目标,他要提升卫生所的医疗服务能力。
从开办卫生所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奔着要开一家医院的目标在努力。这也是为什么自从医第一天至今,他坚持记录病人病历的原因之一。
“现在省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因为很多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而且有的有意规避医疗风险,患者这才或主动或被动进了大医院。”周松勃说。
“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血糖仪”,周松勃说这是现在乡村医生标配的“新四件”。对比过去的“老三件”,仅多了一个血糖仪,“很多地区连基本的血、尿、大便检查设备都没有。”
如今,刁四村卫生所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内外科医疗检测设备,基本具备了一家社区中心卫生院的规模和服务能力。但若按照村卫生所的建设标准,刁四村卫生所已经不知道“超标”了多少倍。
医生没有足够的辅助检查设备,就像战士没有武器。
“有些必须用机器检查的病症,需要到较大的医院才能确诊,导致一些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也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周松勃说。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更多思考。他说,目前国家关于增补必备辅助检查设备的相关文件还很少,原有标准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亟待更新。
此外,公共卫生、新农合、家庭医生签约等工作,占用了村医大部分时间、精力,甚至影响他们的收入。“长期高负荷工作,收入却比以前减少,我身边很多老村医已经退出,年轻医生又不愿来。”
周松勃的三个女儿觉得辛苦,都没有继承他的工作。和他一样一天天老去的村医,很多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周松勃坦言,要稳住乡村医生队伍,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基层工作,必须提高基层医生待遇。
“乡村医生如果能像乡村教师一样,享有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和退休政策,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还建议,应该盘活人才,创新流动机制,探索上下级医院间的“轮岗”模式。专业人才的流动,既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有利于促进基层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提升村医的专业技能。(文/记者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