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城三贤图卷
雄安新区乃古代雄州、安州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诞生过不少仁人志士，辉耀千秋。其中容城的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明朝弹劾权相严嵩的义士杨继盛，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被称为“容城三贤”。他们的思想、学养、处世之道一脉相承，体现了河北人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的千古精神。
刘因雕像
贯通经学的刘因：他少年便胸怀大志，十五岁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
我了解“容城三贤”之一的刘因，是从研究河北书院开始的。刘因作为元代教育家，桃李满天下，为中书省保定、真定的教育繁荣做出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我读过刘因的诗《白沟》：“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从中能读出一位知识分子面对宋辽界河发自肺腑的悲命忧情。他何以感叹“澶渊之盟”的可笑悲剧，何以惋惜宋王朝的南迁，这与其经历和家国情怀有关。
刘因（1249年-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出生于蒙古灭金后十五年（1249年）。其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三世为金朝官宦，其父刘述为官之时，正值蒙古铁骑灭金的酣战时期，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战乱。金朝灭亡之后，刘述归降蒙古，短暂为官，很快就隐居不仕。时代风云，民族兴衰，父辈经历，对刘因的情感、思想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家学熏陶，其父刘述乃容城饱学之士，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史学都有研究。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杜绝交游，一心传授刘因读书、识字。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学习作诗，七岁能写文章，文采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深受儒家士节精神影响，少年胸怀大志，十五岁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时代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在诗篇中表露远大抱负。二十岁作《希圣解》，“希贤、希圣、希天”，自命“天地间一清才”，要以古代圣贤为朋。
元中统元年（1260年），刘因随父亲迁居真定，真定那时乃是北方大都会，名人荟萃，文化繁荣。刘因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显露非凡的才华，同侪之中无人能及。砚弥坚慧眼识人才，一直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河朔名儒。
元灭金以后，倡导儒学。邢州学派的领袖刘秉忠以及定兴张弘范、永清史天泽、邢台郭守敬等一大批汉族精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传统理学在北方复兴。刘因的治学方向及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理学。
元朝初年，没有恢复科举取士，知识分子进仕无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十岁的刘因时为养家谋生，回到家乡开设学馆，授徒教学。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讲究师道尊严。他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学子都有所成就，因此，名声越来越大。朝中公卿官员路过容城，听到刘因的名声，都要登门拜见。而此时刘因已悟透人生，秉持治学为人的操守，对前来拜访的元朝官员，他大都逊避。
刘因一生怀有难解的文人情节，所以不走仕途。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重臣不忽木非常敬佩刘因的学术，经他极力举荐，皇帝征召刘因入朝，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官居五品。当时太子真金在皇宫建太学，请刘因教授近侍子弟。但为时不久，刘因就以继母病重辞归故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再次下诏，以集贤殿学士、嘉议大夫三品清要之职，征刘因入朝。刘因以病坚辞不就。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遣使召刘因为官，他再次以疾辞。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感叹“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有人荐以国子祭酒，而一代鸿儒刘因于当年夏溘然辞世。刘因早逝，真定、保定、容城万人哀悼。元延祐年间（1314年-1320年），在刘因学生们奏议之下，元仁宗为刘因下诏“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静”。所以后世称刘因“刘文静公”。
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传世。同时，刘因也是一位很有情怀的诗人，在真定求学和容城办学期间，留下了不少描写当地风物的诗篇，教学之余，经常赋诗与弟子们和唱。
杨继盛雕像
大义凛然的杨继盛：他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被后世广为传诵，也表现出燕赵义士的铮铮铁骨。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情结。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讲过明朝义士杨继盛的悲壮故事，他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与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都在母亲指导下写过很多遍。而且我曾前往北京达智桥胡同，专程拜谒松筠庵，寻访杨继盛故居。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英雄豪气。
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杨继盛自书年谱称：祖籍口外小兴州（今河北省滦平县），先祖杨百源迁居保定府容城县，居城东北河照村。杨继盛儿时家境贫寒，其母早亡，其父另娶，杨继盛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一介寒门学子终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得中丁未科进士。官历南京兵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
杨继盛一生官职未过五品，却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义士”。从32岁中进士到38岁被陷害下狱，短暂仕途中他做了两件名垂千古、震动朝野的大事：一是谏阻开马市，二是冒死弹劾奸相严嵩。
每次到宣化，我就会想起杨继盛阻止开马市的慷慨陈词。想当年，北元后裔俺答汗，多次率兵侵犯宣化、大同，提出宣府、大同等地春秋两季开设马市。镇边大将咸宁侯仇鸾，畏惧出战，欲与俺答汗妥协，开马市。而杨继盛认为，仇鸾议和示弱，丧权失节，于是上疏皇帝，力言仇鸾的主张有“十不可、五谬”。嘉靖皇帝交由仇鸾、严嵩、徐阶等要臣议论。结果在仇鸾操纵下，驳回杨继盛上疏，并密奏诬陷之，把杨继盛关进监狱，后又贬谪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典史。君子无论处于何地，必能为民造福，杨继盛即大明一君子也。
杨继盛赴任狄道，看到当地土地贫瘠，百姓饥寒、教育不兴，非常痛心。于是拿自己的俸禄，卖掉坐骑和妻子的首饰，兴办东山书院。还疏浚河道引水灌田、开发煤山，让妻子给当地民众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百姓拥戴，当地读书人尊其为“杨父”，视其如再造之父。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再次侵犯大同、辽阳，仇鸾私通俺答汗的罪行暴露，急病而死，被皇帝下诏开棺戮尸。朝廷知道杨继盛有先见之明，起用杨继盛，调山东诸城县令。他奉诏离任时，临洮百姓千余人依依不舍洒泪相送百里外，杨继盛挥泪与乡亲们告别，场面十分感人。每每想到这样的场景，我都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杨继盛骂死一个仇鸾，可明朝出了一个更大的权奸严嵩。严嵩专权跋扈，堪为明朝最大的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曾与仇鸾争宠结怨，所以仇鸾死后，他就极力拉拢杨继盛，奏请皇上“一岁四迁其官”。杨继盛就在不断升迁途中东奔西走，从临洮赴诸城，又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在南京，杨继盛谦虚好学，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乐律，学有所成，亲手制作十二律，吹奏时声音极为和美。韩邦奇大喜，将自己所学之技艺传授给他，使得杨继盛诗乐有名。严嵩又举荐杨继盛改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杨继盛赴京途中，诗情勃发，一路吟唱。镇江焦山碑林仰止轩内留有杨继盛《游焦山》七绝诗碑，诗云：“杨子怀人渡洋子，椒山无意合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瞬息神游万古间。”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到兵部上任，就住在北京达智桥胡同。他初心不改，忠诚、干净、担当，爱国爱民。曾作《自况》诗以明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到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杨继盛亲见亲闻严嵩祸国殃民的行径，痛心疾首，决心为国除奸。一个月后，他草拟奏章弹劾严嵩：“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而当时严嵩势力很大，根基很深，弹劾严嵩须有必死决心。杨继盛就在达智桥胡同宅第中斋戒三日，想到国家内忧外患皆因奸佞当道，内贼不除，国无安宁，决心粉身碎骨抗争，毅然上书《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十罪五奸”，被史家称为“明史上一大奏牍”。而严嵩向嘉靖帝进谗言，陷害杨继盛，将其投入死囚牢，下令“杖之百”。明代的廷杖，轻则致残，重则送命。刑前，一位同情者持蚺蛇胆含泪送杨继盛，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表现出燕赵义士的铮铮铁骨。
在狱中，杖刑打断了杨继盛双腿，全身皮开肉绽，伤口的肉腐烂后一块块地往下掉，惨不忍睹。杨继盛摔碎瓷碗，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血流不止，但他咬紧牙关，然后用瓷碗碎片将腐肉一一割去，“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当年关公刮骨疗毒也不至如此悲壮。
虽然朝野对杨继盛一片解救呼声，但最终没逃过严嵩处心积虑的陷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利用其同党送来处决闽浙总督张经等人论罪奏疏，就在上面加上杨继盛名字，皇帝阅奏时并未注意，便同意处刑。秋后，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等九人处决，弃尸于市。当年十月的北京西市，北风凛冽，寒气逼人，杨继盛面对屠刀，大义凛然，昂首走向刑场。他仰天长啸，朗诵他那首感人肺腑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死后12年(1567年)，87岁的严嵩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同时，皇帝颁诏抚恤直谏诸臣，杨继盛被追赠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其一子为官。
隆庆二年(1568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上奏，在杨继盛故乡保定府为其立祠。皇帝定名“旌忠祠”。旌忠祠建于保定古城金线胡同，正殿三间，正中塑杨继盛像，两旁各建碑亭一座，亭内各竖一碑，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仇鸾写的《罢马市疏》，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严嵩写下的《劾严嵩疏》。
明清以来许多帝王名臣、文人志士都为杨继盛题词、作诗，而且在明朝后期，杨继盛的形象就被搬上民间舞台，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忠心赤胆的一代英雄的化身。
孙奇逢雕像
仗义诚信的孙奇逢：他与鹿正、张果中被称为“范阳三烈士”，成为燕赵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精神的代表。
在杨继盛慷慨就义几十年后，明末清初的容城另一位义士高举起舍财取义、反抗权奸、解救忠良的大旗，成为白洋淀诚义精神的不朽记忆。他就是被称为“范阳三烈士”之一的孙奇逢。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保定府容城人，因为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二十余年，世称“夏峰先生”。因多次拒绝入朝廷为官的征召，时人尊其为“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生于容城官宦世家，少年时就自觉“以圣人相期勉”。《清史稿》记载：“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修身养德，有济世经邦学养。14岁入邑庠，拜谒当地前贤杨继盛之子杨尚宝，杨尚宝问道：“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何?”孙奇逢朗声答道：“效死勿去。”可见少年孙奇逢心怀英雄之气，所以得到杨尚宝赞赏。
孙奇逢17岁中举人，22岁后父母接连去世，他是孝子，按照古礼与弟兄庐墓六年。他极其重视身型家范，笃行孝友，建“孝友堂”。他曾对孙子孙潜讲述家运盛衰的道理，他认为家运兴衰不在风水，非上天执掌，也非他人把握，全赖自己掌握，一家和睦，各尽本分，即使贫穷也会被人敬仰，若身不可型，家不足范，即使眼下兴隆也迟早会衰败。
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志在救国救民。朝野正直清明之士闻声相应。后来，孙奇逢在京参加会试期间，曾与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曹玉汴结为挚友。
明天启年间，皇帝不问朝政，大权奸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忠臣名士，将他们先后下狱。孙奇逢与定兴老义士鹿正（鹿善继之父）、张果中不顾身家性命，仗义出手，醵金营救。那时，定兴义士鹿善继以主事身份辅助蓟辽总督大学士孙承宗驻守山海关。孙承宗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孙奇逢致函孙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对魏忠贤施以威慑，以解救忠良。孙承宗收到孙奇逢信函，准备入朝觐见皇帝当面陈说，但魏忠贤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使孙承宗入京解救东林党人的计划未得实施，左光斗等东林党忠臣死于东厂狱中。
每次登临山海关，心中总有一份惋惜，惋惜孙承宗未能解救东林党忠良，魏忠贤则变本加厉，又诬陷左光斗等人家中藏赃逾万，追究家属罪名。孙奇逢与鹿正，以及张果中募集资金代东林党家属还清所谓“赃款”，左光斗等人尸骨才得以还家。孙奇逢因首倡义举，闻名遐迩，与鹿正、张果中被称为“范阳三烈士”，成为燕赵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精神的代表。
清军入关后，孙奇逢为避战乱，南迁河南辉县夏峰村，隐居讲学，创立“夏峰学派”倡导经世致用。黄宗羲评价孙奇逢教学传道深得学子崇敬，“北方学者大出其门”，故又有“北方孔子”之美誉。
孙奇逢晚年开堂讲学同时教诫族中子弟。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强调贫贱亦能固品节的德育思想。他说“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这也正是他做人坚守的节操。
孙奇逢一生，前期以肝胆气骨和才略而著，晚年教授著述，以道德学问屹然成北学泰斗。身处乱世，倾心治学，修身养性，将磨难和体验融入研习学问和感悟之中。其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推动了社会道德的归正，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2015年4月10日，孙奇逢纪念馆在其故里保定市容城县北城村开馆，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
“容城三贤”的节操风骨和学养文德，正是浩然正气的英雄本色，这种精神、这种楷模力量，在当地，在整个燕赵大地，世代传承，成就了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的人文精神，成为燕赵儿女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文化基因。（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