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读梅驿的小说，我发现她善于发现。她总会为想说的寻到最为合适的标识性对应物，然后建立联系，让它们交融，使它们显得鲜活而独特。
荀子《劝学》中有云：“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对于梅驿来说，这正是一种“善假于物”的发现——她不只是发现了贮藏于生活生命之中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能够承载这份道理的合适器皿，从而让思想具有感染力——这是一个作家才情、智慧与技艺能力的表现。有时，小说家和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追问可能有某种共通性、同质性，但小说家必须用艺术的、多汁的、更有贴近感和具体性的方法呈现它。在小说家那里，必须赋予理念之骨以新生的血肉和清晰的面目，让它鲜活而独特。
梅驿发现了“脸红”，发现了对脸红的误读，也发现了脸红的欺骗性。
她说，脸红是种病。许多批评者在其小说《脸红是种病》里，读出了深刻的社会主题和内涵，读出了人心的坚硬和冷漠，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不断失守。我相信这些也是梅驿想说的。
我和所有批评者一样看重梅驿的发现。我固执地认为小说不能只到故事为止，它应当更多地容纳进思考、追问，成为一种让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它提出的问题的“智慧之书”。
梅驿发现了“班车”，这辆班车负载着她对工厂生活和工人命运的思考和追问。小说《班车》中，这辆有负载的班车成为人性的考验场与展示场，围绕着这一场域这一标识性对应物，工厂里各色人等上演着爱与哀愁、挣扎与欲望、计算和较量、妥协和投靠……这样的戏剧总在不同的地方淋漓尽致地上演。
梅驿发现了一位老人的“新牙”，老人因此为自己在孩子们死去之后仍然漫长地活着而生出愧疚。小说《新牙》中说：“一个人老了，便只能越来越老，直至老死，若非但没有越来越老，还不识时务地长出了新牙，那么便是这个人生出了妖气，吸了下一代的精气。”这位老人与新牙之间的抵抗，便成了她与羞愧、与“吸了下一代精气”这一说法之间的抵抗，她骤然发现了“老不死”之后的艰难。
在《祁美玉的忧伤》里，梅驿发现了“家族的原罪”，并让它成为祁美玉最重的负累；在《梦死》中，梅驿发现的是“梦”，父亲必须和它不断纠缠，在纠缠中幻想并幻灭……凭借这些重要而独特的发现，梅驿让自己想说的话有了十分贴切又具有陌生感的表情，让自己的小说得以在众多平庸、同质化的小说中脱颖而出。
她熟谙这项技艺。而本质上，这不只是对技艺的熟谙，因为任何一项技艺背后都隐藏着独特的思考方式。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充满着不同的诉求以及不同的经验。在阅读梅驿小说的过程中，这段话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梅驿所提供的不正是那种充满着不同诉求、不同经验的文本吗？
《脸红是种病》中，梅驿使用了碎片拼贴的手法，让焦丽、谷晓文、许一诺与任喜喜在“脸红幻想者”王天的生活中一一登场。这些女性代表着不同诉求、不同经验。焦丽呆板世故，同时又寡淡而冷漠；谷晓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于算计，懂得进退取舍；许一诺所代表的则是追求身体欢愉的都市女孩，渴望情感，却不相信爱情……城市，为爱脸红的任喜喜提供了改变的土壤，她的适应是急促迅捷的，然而，这种适应也会将她变成王天身边那些女性中的一个，脸红这种病大概终将会“痊愈”。
《班车》中，李冒、刘艳霞、老包、安经理等人也是携带着不同诉求、不同经验而来，他们聚集在工厂的班车里，各自的诉求和经验得以充分而饱满地呈现。此外还有《独角戏》《花蛇》《梦死》……在每篇小说中，梅驿都致力于充当发现者，她努力发现生活里一向被忽略和掩藏的，她发现被误解的，她发现我们想说却没有想好如何表达的——并且，她为自己的发现找到了对应性的承载之物、象征之物。
在《班车》《花蛇》中，梅驿使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在讲述故事、制造起伏中下足了功夫。在《脸红是种病》中，她使用了碎片拼贴，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让每一块碎片都有反光，由此可见她对现代手法的借鉴。《新牙》则与《班车》迅捷的叙述形成反差：叙事舒缓、黏稠，在语词上也明显更为用力。此时，她的专注点不在故事的讲述上，而在心理的开掘上，她的触角伸向了人的内心世界。
梅驿有多套笔墨，这值得重视。记得有一次文学会议上，乔良曾谈到作家的笔墨，他说有多套笔墨方法的人了不得，因为一套笔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多套笔墨则说明有多种思维方式，这点异常困难，因为这样可以突破一种思维方式的困囿。梅驿也写诗，写得还很不错，那又是另一套笔墨。她不会被一种思维方式困住，她可以在多套笔墨间穿插起落而让自己获得更多可能。我希望她能展现更多可能。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看重能让人感觉意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