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
“老一辈讲究理想信念，今人似乎更加追求物质享受。但事实上，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每一代的年轻人最终总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永远都渴求机会、渴望荣光。红军战士超越生死的理想和信念，正是他们的内生动力契合了那个时代。”曾丽明说。
红星闪耀80年，红军的子女辈也纷纷迈向人生的中老年，见证不同时代的他们，开始尝试用更加立体的视角去思索父辈的选择。
曾美，原名曾昭泰。秦光，原名秦昌银。著名的胡子将军、开国中将孙毅，原名孙俊华。同他们一样，很多老红军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都改取了新名字。“光”“明”“力强”……这些新名字中常见的字眼背后，其实传达出的是一种寄托，一种理想。
“我父亲1904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城一个贫农家庭，1920年10月，高小还没毕业的他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被迫辍学，外出谋生。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
8月25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老红军、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孙毅的女儿孙雯雷。
“父亲那一代人，稍有文化的对国弱民贫的现实无不痛心疾首，从他为自己改的这个名字里，就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救国救民的理想了。”孙雯雷认为。
然而，通向理想的道路，在那个动荡无依的时代，意味着更多的艰难和曲折。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父亲辗转加入了旧军队，并因表现优异不断得到提拔。”1931年夏，孙毅所在的第26路军被调往江西宁都参加“剿共”，当时，27岁的他已经是一名中校参谋。“作为一个职位不低的中级军官，父亲当时不仅是衣食无忧，而且可以算年轻有为。但他却感到十分苦闷，觉得自己被现实裹挟着离救国救民的梦想越来越远。”
在和红军作战中，第26路军中许多官兵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1931年底，第26路军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
“起义中，父亲所在的25师师长李松昆拒不参加起义，带着一个团逃跑了，师部也乱作一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跟着哪头走。早就对红军队伍有着向往的父亲见状，赶紧催着参谋处长出发。就这样，父亲同师部和警卫排的人一起追上了南进的队伍，正式加入了红军。”孙雯雷说。
“毛泽东在听取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曾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父亲正是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才在那个特殊时刻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种朴素的信仰成为他后来一辈子革命追求的基础。”
在那个红军力量还相当弱小的年代，通过宁都起义，第26路军共1.7万余名官兵以近乎整建制的形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力量壮大了近二分之一。
怀抱救国理想的人，也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主动相连的人，他们投身红军这支可以带来希望的队伍时，也实现了理想的栖息，信仰的寄托。
在这1.7万余名起义官兵里，还有一位特殊的年轻军官、河北蠡县人孟庆山。
孟庆山的长孙孟昱东告诉记者，起义不久后，孟庆山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特意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孟庆山同志，冯（玉祥）先生的手枪队长。”孟庆山立即上前一步给毛泽东敬礼，毛泽东高兴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以后可大有用场了。”孟庆山则回答：“当了红军，我们浑身是劲儿！”
“爷爷的这个表态，绝不是简单地说说漂亮话，通过研究、走访之后我渐渐明白，这是他被震撼后的心里话。放弃旧军队里的物质条件，一心一意跟着红军走，从他的经历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孟昱东说。
“爷爷去世时我才4岁，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清晰。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爷爷的研究、了解越来越多，爷爷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孟昱东告诉记者，孟庆山1906年出生，7岁出门讨饭，13岁到地主家当短工，16岁到天津纱厂做苦工。1925年，孟庆山在北平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军事素质过硬和作战勇敢，几年之内就由普通士兵被提至副营长。
初到宁都“剿共”时，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宣传品，孟庆山才头一次听说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主张，文化不高的他忍不住想：“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但是部队起义后，初见被派来协助工作的红军官兵，堪称见多识广、对红军已经有了天生亲近感的孟庆山还是吃了一惊。
“爷爷惊讶地发现，那些年纪轻轻、显然和自己一样是穷苦出身的红军，许多都能识字帮助起义官兵写家信。而且讲起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来，一个个清楚明白、滔滔不绝。这样的素质，绝不是旧军队可以相提并论的。他当时就觉得非常振奋，一心想着，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这支向着光明起义的队伍，后来成为著名的红五军团——长征中的“铁血后卫”。九死一生在长征中幸存下来的孟庆山，成为抗日名将、开国少将和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
红军，成为了他们的学校，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