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林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叔张永宽到开滦煤矿林西矿当了一名井下采煤工。每当月末回乡下休假，带的东西再多，他也忘不了带着头上那盏矿灯。人们说：“下井千八百米，这是矿工的眼睛。”大叔总要再加上一句：“也是矿工做人做事的航标灯。”
1976年7月27日，正是中伏。湿热了一天的人们，虽然早早睡下，但很难入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直到深夜各家各户的狗还在狂吠，入窝进笼的鸡鸭一遍遍地跑出来，劳累了一天的老牛本该卧槽反刍，却也一反常态闷声吼叫，四蹄乱蹬，当然这些地震前的征兆，是震后人们在回忆中醒悟的。
下半夜，天色似亮非亮，在乡下老家——遵化县东下院寺休假的大叔被一阵莫名其妙的震动撼醒，他披上汗衫走到屋外，听到左邻右舍已喊成一片，有的说：“这是不是天塌地陷了？”有的说：“院墙倒了！”还有的大喊大叫：“房倒屋塌啦！”大叔回头看看自家的旧瓦房，心里打了个冷战：门窗被挤得变了形，瓦片从房顶上掉下来许多，院子里地面裂开了能伸进手指的大口子。他没顾这些，大步流星朝大队部奔去。当他从大队听到“可能发生了大地震”的消息，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发动了摩托，朝着县城飞奔而去。
午后，大叔从县城回来了。他走进摇摇欲坠的屋子，对年迈的妈妈说：“妈，地震中心在唐山！我们矿上的工友遭难了，至今谁死谁活，家属谁存谁亡，不知分晓。多蒸馒头，今晚我带着回矿。”大叔的母亲眼含泪水不解地问：“家里房子也快倒了，不能没一个主事的人。”大叔回过头来，望着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母亲，动情地说：“妈，国难显忠臣。咱是头戴矿灯的工人，越是在危难时刻，咱当工人的越得想着国家，想着工友！工人的‘工’字上顶天、下立地，不能只顾个人和小家！”
我管大叔的母亲叫大奶奶，老人是村里有名的爽快人，也是个苦命人。她年轻时丈夫就死了，守着一儿一女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春天，靠乡亲帮助把地种上；夏天，靠左邻右舍帮着除草施肥；秋天，亲友们出人出车为她收回粮食；冬天，村里年年救济她家柴火取暖。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两个孩子陆续长大成人，大队对她家还是高看一等：开滦煤矿从农村招工，村里找乡政府把大叔送去当了工人；村里教师缺编，大队又让大奶奶的女儿登上了讲台。这一切一切，大奶奶没有忘记，她是一位知道感恩又明事理的老人，听完儿子的一番话，她二话没说，招呼女儿、儿媳：“赶紧和面，两灶开火，蒸它几大锅馒头！”于是，不到一袋烟工夫，两架风箱同时“咕嗒嗒”地响了起来，全家人在蒸汽烟雾中蒸了一锅又一锅，一直到把家里存的白面全部用完。
傍晚时分，大叔一家人蒸了整整两面袋子馒头，足有百八十斤。天色暗下来了，天气还是阴雨连绵，大叔把两袋馒头刚捆绑到摩托车的后架上，大队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来：“各户注意！各户注意！今晚还有余震！今晚还有余震！不要进房睡觉！”广播刚刚停止，果然发生了余震，夜里地震是上下纵向抖动，一些房屋倾斜了；这次余震是横向晃动，一些本来未倒的房屋一座座哗啦啦坍塌下来，只有木架在露天里歪歪曲曲地支撑着。望着这即将垮下来的房屋，大叔犹豫了几秒钟，掉过头来对大奶奶说：“妈，您受累吧！我还是得走！”大奶奶拉出烟袋，往地上狠狠地磕了几下说：“路上小心，夜里说不定还得有地震！”
一家人送大叔到村东口，大叔发动了摩托，戴上下井照明的矿灯，向家人挥手告别，那阵势如同勇士即将奔赴战场，真有几分悲壮的气氛。从遵化到丰润，一路还算顺利，60公里左右的路途用了不足一个小时，但车子接近开平就举步维艰了。过去灯火通明的开平镇，现在一片漆黑，因为在地震中供电线路断了，这一点大叔有思想准备。让大叔没有想到的是，在残垣断壁的缝隙间，一个个塑料布搭起的小棚里，传来孩子的叫喊声和大人的哭泣声，路边“救命”的呼叫声此起彼伏，老人和伤者的呻吟声让人心痛……大叔凭着矿灯那束白光，推着摩托前行，把一个个馒头递到老人、小孩子手中，在沉重的脚步声中本能地回应着一句句安慰……一直到凌晨3点，大叔才赶到开滦林西煤矿。工友和他们的家属见大叔驮着馒头来了，没人顾得上吃东西，抱成一团大哭。
这一去，大叔竟几个月没有回家。他吃住在油毡搭建的简易棚，工作在近千米深的井下采煤第一线。直到三个多月以后，矿上正式恢复生产，大叔才回家探亲。大叔叫开大门，他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即将坍塌的房子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青砖红瓦房，笔直的甬路两边，一畦畦青菜枝粗叶茂，外窗台上几盆牡丹争芳斗艳。大奶奶告诉儿子，他走后大队对家里格外关照，平价拨给木料，出车运来砖瓦，安排义务工……大叔拉着母亲的手晃了又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年秋天，大叔身着崭新的工作服，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头上戴的还是那盏老旧的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