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纵深丨发力——河北盐碱地治理答卷（上）

编者按

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沧州市，考察了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了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况。总书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

盐碱地，“沉睡”的后备耕地资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曾经的盐碱滩，到今朝的米粮川，河北交出了一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先行答卷。

如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的河北贡献？河北日报记者历时半年走访调查，深入挖掘我省盐碱地“逆天改命”背后的不凡历程，追寻盐碱地综合利用接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2023年6月8日，黄骅市大科牛村麦收现场。河北日报记者张昊摄

2023年11月9日，《河北省盐碱地综合利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正式印发。方案明确提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河北贡献。

河北盐碱地综合利用，也由此迈入一个新阶段。

抚今追昔，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北盐碱地从一个老百姓自己都端不住的“要饭碗”“穷饭碗”，到越端越稳、越端越丰富的“大饭碗”“金饭碗”，直至助力端牢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段波澜壮阔的“逆天改命”历程，如史诗般厚重恢弘。

7位老师和1条规律

1973年9月5日，7位“京城来的教书先生”，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背着行李，蹚着一尺来深的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曲周县张庄村。

他们是石元春、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陶益寿、黄仁安，来自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领队石元春。

这里属于河北有名的贫困地区——黑龙港流域。

千万年来，古黄河及其支流等300多条河流的搬运与塑造，造就了平坦的河北大平原。但河流的频繁改道、泛滥，使水流大量滞留在黑龙港流域等低洼地带，相应抬高了地下水位。伴随水分蒸发和地下水运动，原本积存于土壤母质和地下水中的盐碱成分加速向表土聚集，便形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顽疾”。

这，便是盐碱。

在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的“刺激”下，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基因”，与旱涝灾害反复叠加，使该地区长期饱受盐碱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一直在开展大规模盐碱治理。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河北盐碱地面积仍有2000多万亩，这还不包括未经开垦的坝上和滨海的不毛荒地。

20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开始系统解决华北平原洪水沥水的排水出路问题，全省低洼盐碱地区随之掀起了“以排为主，台、排、改结合”的沟洫台田建设高潮。

至20世纪70年代初，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地面积已显著减少。然而，其中一些“老碱窝”仍久攻不下，老百姓连自家的饭碗都“端不住”，只能长期依赖国家调拨返销粮食。

1973年，国家在河北省组织了“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利用”的科技大会战，有来自全国59个科技单位的40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建立了9个旱涝碱咸综合治理试验区。石元春他们负责的曲周试验区，就是其中之一。

据曲周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曲邑北乡一带，咸碱浮卤几成废壤”。20世纪70年代，曲周72万亩耕地中，旱涝盐碱地多达28万亩。

而张庄村更是位居曲周有名的四大“盐碱村”之首。全村3400余亩地一半是盐碱荒地，即便能种的地也多有盐碱，顶好的地每亩也只能打四五十公斤粮食。

张庄村村南有一片有名的重盐碱地，因为盐太重，刮土熬盐出盐多，反而成了老百姓的“刮金板”。日积月累，盐土堆林立，晒盐场遍地。

1973年11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石元春他们拿着图纸和测量仪器，带着张庄村村民，奔向“刮金板”一带。他们不仅要平整出一块400亩的试验区，还要赶在冬天上冻前，开挖出一套完整的深浅沟排灌体系。

这种措施俗称“淋洗法”，指的是在土地四周挖沟，通过雨水或灌溉水，将土壤中可溶性的盐碱物质排到深层土壤或通过沟渠流走。

图纸上，干、支、斗、农、毛5级沟渠井然有序，每级沟的开挖深度、宽度、间隔，都标注有不同要求。

来到张庄村两个多月，石元春他们在实地勘察中，发现有两个原因影响了此前盐碱地治理的效果。一是沟渠不配套，二是排水沟太浅、太窄，起不到淋碱排盐的作用。

要开挖的沟渠有新标准——连通支漳河的干沟，大概4米深；支沟大概3米深，间距千米左右；斗、农、毛3级，沟深分别为1.5米、1.2米和1米，间距分别为600米至700米、300米至400米、50米至100米。

在调研中，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石元春他们的关注——在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强烈影响下，当地严重的春旱夏涝问题。此前，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春旱夏涝与盐碱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春季多风少雨，水分在地下水—土壤—大气间进行垂直蒸发，造成土壤表层积盐；雨季积涝，水流则会将其他地区的盐分携带到低洼地带，在地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咸水体，进一步加重春季返盐。

找出这条规律，也就挖出了盐碱地的“病根”。

看来，仅仅依靠沟渠排水是不够的。

石元春他们在方案里，增加了浅（机）井，以及利用咸水等措施，构成了浅井—深沟体系。这样，既能做到旱有水浇、雨季不涝，又能做到土壤脱盐、咸水变淡。

1974年夏至刚过，张庄村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担心庄稼保不住，不等雨停，一些村民就跑到了地里。

刚到地边，他们便听见“哗哗”的流水声。进地一看，雨水正顺着各级沟渠向外流去，浅井附近则没有积水。

浅井—深沟体系，成功防住了涝灾，也使张庄村的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1974年，张庄村粮食产量由原来的历史最高水平15.5万公斤，增至30万公斤。1970年以前，张庄村平均每年需国家返销2万多公斤粮食，治理后每年能向国家交售余粮，到1978年，全年交售23.5万公斤！

“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

2023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土化楼，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曲周实验站第六任站长郝晋珉一语道破。

石元春和他的同伴们总结了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条件下盐渍土水盐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工程体系。这对解决受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影响出现的各种中低产田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元春和辛德惠，后来都成为院士。其中石元春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当年，投身于河北盐碱地的，并非只有这一支科研力量。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与水利部及有关单位合作，便对华北平原13万平方公里的土壤进行了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了土壤盐渍化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和河北省水利厅等在深县（今深州市）后营村、后屯村、贡家台村等，分别开展了以水利工程措施为主的盐碱地治理试验。

1963年，河北省农业厅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建立了13个盐碱地农业改良试验站或示范区。

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的研究，推动着河北盐碱地的治理进程。

资料显示，到1980年，全省盐碱地面积减少到800万亩，而且盐碱程度也有了减轻。

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大规模综合治理盐碱地工作基本结束。河北盐碱地上的农民，终于“端住”了自家饭碗。

2016年5月，李振声院士（右）在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调研期间，与时任试验站站长的刘小京（左）合影。 刘小京供图

“1152”引来的关注

1982年4月初的一天，年轻的罗春达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南皮县常庄公社报到，任公社党委书记。

他是上级专门“点将”派来的。

1981年，中国科学院和河北省将南皮选定为农业现代化基地县，这是中国科学院继栾城之后，在河北选定的第二个农业现代化基地县。南皮试点的核心区就在常庄公社。

南皮与栾城，虽然同处气候最适合小麦生长的北纬38°带，但水土条件却天差地别。

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今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向南皮提出，常庄公社的“一把手”，一定要选派一位“爱科学、会种田的年轻人”。

此前，担任南皮刘八里公社党委书记期间，罗春达曾配合科研人员搞盐碱地生物改良试验，成绩突出。于是，他被选中与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专家配合。

一系列“调兵遣将”，引出了一个叫“1152”的方案，也拉开了河北在条件更差的近滨海缺水型盐碱地上，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序幕。

“1152”，是一个种植结构调整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常庄公社要从人均2.7亩的耕地中，拿出1亩最好的地种粮食，1亩轻度盐碱地实行枣树和经济作物间作，5分中度盐碱地种苜蓿，2分自留地种蔬菜。

“回过头来看，‘1152’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首任站长田魁祥解释。

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根治海河和一系列全局性的农田水利工程已基本结束。这些工程为河北盐碱地综合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易涝面积减少，盐碱地初步改良。但不合理种植结构导致的问题逐渐显现，种什么、怎么种成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新课题。

拿南皮来说，当地水资源极其匮乏，农田亩均水资源仅够毛灌溉需水定额的40%。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更是低得可怜，整个常庄公社的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不到0.5%。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加上畸形的大水大肥技术，导致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干旱盐碱田粮食亩产仅50公斤左右。

“1152”就是要从粮食“单打一”转向农林牧副全面开花。

改广种薄收为集约种植，改低劣品种为优良品种，进行苜蓿早期丰产、枣树早果早丰管理……一整套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在这里实施。

1984年，常庄乡（原常庄公社）的粮食作物面积虽然由原来占耕地总面积的80.6%下降到38.7%，全年粮食亩产却从1981年的133公斤，增加到396.3公斤。和枣树间作的棉花皮棉亩产则由20公斤左右增加到57.5公斤。苜蓿种植使土地越种越肥，当地缺林少牧问题开始扭转。

“1152”的成功，让南皮试点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声名鹊起。

南皮试点由此成为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科技攻关中的三大国家级试验区之一。1986年，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正式建站。

“1152”的成功，还吸引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的关注。他就是1987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

当时的周光召，正迫切地想为中国粮食增产找到一个突破口。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国粮食总产量显著增加。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同期全国人口却以“千万”为单位大规模净增。

如何端好这个更大更要劲的“饭碗”？

1988年，随着国家农业开发工作全面铺开，中国科学院决定组织院内25个涉农研究所的400多名科研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主要省份，开展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和开发工作。

这场农业大攻关，被《人民日报》形象地称为“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

1988年中秋节临近，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农艺师孙家灵与另一位同事，用一袋袋化肥垛墙，以篷布为顶，拿砖头木板拼床，在南皮著名的7万亩“大洼”安营扎寨了。

这片盐碱涝洼荒地，就是周光召亲自考察并为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选定的“战场”。

周光召交给他们的主要“作战”任务，一是要“搞一个快速丰产的样板，打出粮食”，二是搞节水技术研究，形成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大洼”荒无人烟，既不通水，也不通电。整整5年，各地来攻关的专家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孙家灵每年有320多天都“盯”在这里。出于安全考虑，单位破例花1万多元给孙家灵配备了一部“大哥大”。

挎着“大哥大”，喝着坑塘水，孙家灵拿着当时最“洋气”的装备，吃了最多的苦，干着最“土”的事儿——5年中，他累计配合来自中国科学院10余个下属研究所的40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20多项技术试验。

超薄地膜、光解地膜、棉铃虫性引诱剂、缓释肥料……一项项实验室研究成果在这里得到应用，成为盐碱地上风靡一时、甚至到现在都在广泛应用的技术成果。

不仅在南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大批研究者走向河北盐碱地，开始在各个领域展开研究。

在沧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今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从事育种研究的赵松山，开始参与小麦耐盐品种鉴定的国家课题。

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致力于农作物节水栽培技术研究的李科江，开始涉足盐碱地微咸水灌溉。

在河北农业大学，马峙英追随着河北棉花战略东移的脚步，开始抗病、抗虫、抗盐碱等多抗棉花品种的选育攻关。

在河北省农垦科学研究所（今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张启星找到了一生的研究方向——耐盐水稻选育。

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们将在各自的领域，为这片盐碱地撬开一道又一道增产增收的闸门。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围绕肥沃层构建与化肥施用增产增效，河北盐碱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盐碱地这个“大饭碗”越端越稳。

对于从“吃饱”到“吃好”的变迁，如今56岁的黄骅后仙庄村村民王力国记忆犹新：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后仙庄村一带，还只能做到在第一次上门的“准媳妇”面前摆上一盘纯白面馒头——陪席人吃的，都是外裹白面、内里玉米面的“银裹金”。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这里终于能实现‘吃白面自由’了！”王力国说。

2023年5月29日，黄骅市后仙庄村村民王力国手捧饱满的麦粒，满脸喜悦。（本报资料片）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摄

“渤海粮仓”横空出世

200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蓝色小卡车载着1500公斤麦种，驶进南皮白坊子村。

“这是李振声院士培育的种子。”时任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站长的刘小京向村民解释。

白坊子村的地属于轻中度盐碱，碰巧当年墒情特别差，老百姓不愿花钱浇地，便一直拖着没种。

播种晚、土壤盐碱、整地质量较差，包括刘小京在内，当时谁也没对这1500公斤麦种抱多大希望。

可出乎意料，第二年到收获时，100亩试种地平均亩产300多公斤，能浇上点微咸水的地块甚至有400多公斤。而此前，该村的小麦亩产从没超过250公斤。

当年，白坊子村的试种面积便扩展到300亩。第三年，种植范围已经扩展到海兴、黄骅，甚至引得山东一些农民也来要种子。

试种结果证明，这个品种，不仅适合晚播，还很适合盐碱地。

这便是“小偃81”。

“小偃81”在南皮试种成功，也让这片盐碱地，被纳入一个国家重大工程的视野。

201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十一。

刘小京和时任南皮县副县长的郑义森等人来到北京，到李振声家中探望。此行既是给李振声拜个早年，也是要向他汇报南皮中低产田粮食增产的设想。

对河北的盐碱地，早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振声并不陌生。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振声就在衡水蹲过点。在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他，更是多次到南皮指导试验站的工作。

这一次，当刘小京等人高兴地汇报南皮的情况时，李振声却若有所思地说：“你们不能光算南皮的账，还得算算环渤海的账，算算全国的账！”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由于海水浸渍，在环渤海陆海接壤处、海拔低于20米的低平原区，形成了1000多万亩盐碱荒地、4000多万亩中低产田。

这里淡水缺乏，土壤瘠薄，无法彻底脱盐，是一直没能啃下来的硬骨头。

李振声如此关注环渤海地区，极富深意。

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实现6连增。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可作为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却先一步看到，粮食增产持续的时间越长，离减产的拐点可能就越近。

未雨绸缪，我国粮食增产的下一个潜力点在哪儿？

“小偃81”在南皮盐碱地的试种成功，让李振声看到了其中的意义——高产区粮食单产高，可增产难度也大，中低产区单产虽低，却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在环渤海中低产区实现粮食增产，是不是能叫‘渤海粮仓’？”李振声的提议，让大家心里一亮。

随后，李振声缓缓起身，从书房取出一幅字，上面已经写好了四个遒劲的大字——“渤海粮仓”。

这是巨大的认识跨越。

2011年，李振声和刘小京等人发表了题为《建设“渤海粮仓”的科学依据》的文章，正式提出建设“渤海粮仓”。

2013年，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启动。目标，提高环渤海低平原4000万亩中低产田、1000万亩盐碱荒地的粮食增产能力。

河北是项目实施的主战场，占项目总面积的60%，涉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唐山等地的43个县（市、区）。提升环渤海中低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迫切需要攻克淡水资源匮乏和土壤瘠薄盐碱制约难题。聚焦难点，全省共组织了192家单位参加，形成技术模式8项，转化适用成果110项。

咸水结冰灌溉淋盐改良盐碱地、测墒灌溉技术与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有机结合……围绕“土、肥、水、种”进行技术突破，一个新的大粮仓在渤海之滨崛起。

统计显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实施5年，河北累计示范推广5197万亩，增粮47.6亿公斤，带动农民增收109亿元。

一项项技术突破，总结着河北盐碱地的过去，也为这片土地“储备”着新奇迹。

2023年6月14日，在黄骅李子札村，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阎旭东，体会了一把梦想照进现实的滋味。

当天，该村一处旱碱麦核心示范田实打实收亩产达411公斤。

对“一滴水都浇不上”的滨海盐碱地来说，小麦亩产超400公斤曾是一个梦。

“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后的参照系。”阎旭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碗”里一定会装进更多“河北粮”！（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朱艳冰 曹丽娟 袁 川 常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