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致敬河北文艺力量｜边发吉： 在杂技艺术道路上追求，是幸福的

边发吉

出生在沧州的边发吉，自幼习武，喜欢杂技，性格爽朗讲义气。

32岁担任河北省杂技团团长，与杂技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他不断探索，从创作导演到理论研究都堪称杂技界的扛鼎人物。

他策划、创排了《清宫乐韵》《水流星》《集体武术》《轻蹬技》等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杂技作品，策划、导演了《中华魂》《故乡》《玄光》《天缘》等大型杂技主题晚会。他的作品荣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狮奖、文华奖等奖项。他本人也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最高奖“关汉卿奖”、中国杂技“金菊奖”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诸多荣誉加身，他却说这都是身外之事，一个艺术家要只管拉车，不要问路。

他说，在艺术道路上不断追求虽然艰辛，但是幸福的。

边发吉在挥毫泼墨。

记者：你是杂技专家，但最初从事的是音乐。

边发吉：我的老家是沧州最西边的肃宁县。打我记事起有个“画眉张”，他口技全国知名。从小耳濡目染，可以说我们听着他的口技，看着杂技长大的。沧州人好习武，谁家有男孩都要会打武术，练点什么。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受那种环境影响，我会打武术，也喜欢杂技。

后来到了1970年，上学可以上杂技团，但是我去的时候不是学杂技。杂技团都有乐队，他们说你还是学音乐吧，音乐你有天赋。加之家庭环境影响——我父亲在家乡那一带很知名，就是拉胡琴，唱京戏；后来我几个兄弟，包括我的大哥二哥，都是知名的琴师，到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尽管岁数不小了。

到了杂技团开始学音乐，学乐器。那时候弹琵琶的人少，全沧州市也超不过俩人学琵琶，就让我学琵琶。到1970年底，就给我送到那会儿刚恢复的河北戏校，现在的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当时，他们办公学习就在河北师范大学院里边，我就在那儿开始学琵琶。一下就学了十几年。

记者：先在河北，后到北京，到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师从名师。

边发吉：1980年，我参加了全国琵琶钢琴比赛，当时在华北地区除了中直院团、院校的，好像获奖的还不多，我算其中一个获奖者。1980年，上海广播电台《星期日乐坛》每周用45分钟专门介绍我的演奏和作品。

大概是1982年，我的琵琶专辑在上海出版社出版。后来到中央电视台又录琵琶专辑，叫《流浪者之歌》。

记者：《流浪者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

边发吉：专辑收录了14首古今中外乐曲，由中央乐团的乐队伴奏，著名作曲家王酩配器。这盘专辑当时卖得很火。

边发吉在第十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任评委会主席，宣布评奖结果。

记者：你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真正从事杂技工作？

边发吉：这说来话长啊。1976年，河北省杂技团成立。我是1976年调到省里来，一直在琵琶在音乐这条路上。20世纪80年代，我的专辑出来了，独奏音乐会也开完了，有人说他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琵琶演奏家了。大家给我评价之后，我觉得还不够，还要去努力。

河北省杂技团越办越不好，正好也赶上体制改革，有的人说这个团该解散了，经营不好，效益也不好。也有的人说搞承包啊，让它独立出来，看看谁来做。其实当时呢，我不喜欢当官，我就想搞业务，那会儿年轻人嘛还有点小清高，搞专业很神圣。

记者：后来想法变了？

边发吉：后来呢，我决定参与一下，一夜就写了一个招标承包方案。招标领导小组评委经过多次协商，认为我的方案不错，可以当团长。

我上任当天，召开全团大会，一个个点名，整顿纪律。再一个我宣布业务考核。考核不是目的，关键把这个团要管理起来，艺术家们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同行知道，十天不练观众就知道了。特别是杂技不练不行啊，我把我的生命托付到你的手里，基于相互信任，基本功必须强硬，不强硬不行。

记者：那时候还经常带团出国演出。

边发吉：那会儿，只有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才能批准你出国。那时候国际市场非常好，后来我就到文化部，到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给人家讲情况，要任务，找活干。

我们到了日本，在电视台录像，四个小节目，每个节目演两次，录完了就几十万块钱。那会儿全团工资才20多万，我这去了几天，不算每一个人发的，光带回来的就30多万。

记者：这是在国际市场上挣到第一桶金。

边发吉：当时，我的精神头儿一下就起来了，抓新节目，抓创新，一定要把这个团办下去，办成全国、全世界第一团。因为我们祖宗留下块光芒四射的牌子，叫中国吴桥杂技。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把编导引入杂技行业？

边发吉：杂技当时没有导演。杂技没有导演不行，是综合艺术， 比如说舞美、灯光、音乐、服装、化妆、道具、表演。我一直喜欢杂技，我见杂技人那种坚韧不拔、积极向上、憨厚忠实、老实，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勇攀高峰的精神，我就特别崇拜他们。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杂技，研究如何使杂技从杂耍的竞技的单一的这种表演模式，走向综合艺术发展之路。编导杂技一路走下来，后来就走向了国际。

记者：《清宫乐韵》是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边发吉：杂技不能干练干演。那会儿人们都说杂技只能有情趣，不能有情节，我说我试试看。清朝的康乾盛世，文化很有意思，包括穿衣打扮，穿的寸子。《清宫乐韵》赋予这么一个名字，把我们的人物形象打造出来，再加上我们的技术技巧揉进来，再把音乐综合艺术搭进来，更烘托出技术的高难，意味的深厚，后来我试了试，挺好。

这个节目通过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融合进来，既好看，又好听、好玩。这个节目首先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获得了金狮奖。后来由国家推荐到了巴黎，参加法国“明日与未来”国际杂技节，获得所有节目最高分，拿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跟第二名差出了16分。

应该说直到今天，杂技不但有情趣有情节，我们还能完整地表达故事。我做了很多剧目，包括以杂技剧的形式呈现，后来在全世界铺开。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纵观中国艺术史、世界艺术史，有多少个艺术门类，到今天濒危或者已经消亡了，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创新。

记者：所有艺术都有创新的空间。

边发吉：我秉持着一个理念，所有的艺术都有创新的空间。比如我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揉进去。《天缘》就是自然美，人与天、人与地、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赖和谐共存，这种理念就来自于老子思想。

后来受邀做广西的杂技剧《百鸟衣》。壮族的鼓是非常知名的，大鼓中鼓小鼓，怎么把它揉进晚会里去？杂技蹬鼓，敲大鼓钻圈，空中叠起，跟人物紧密结合起来，与情节勾连起来，我发现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当今，现代与后现代交叉时期，任何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和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了，必须“离经叛道开新径，违师背典出奇章”，必须“创新”。

边发吉：杂技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可以说中国杂技突飞猛进地发展，河北是个缩影。中国杂技界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尝试，比如广州长隆，那是典型的文化产业园区。2005年，我在广州长隆导演的长隆大马戏，原来叫《森林密码》，那台晚会到今天依然还是杠杠的。

近些年，全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包括迪斯尼、欢乐谷等很多品牌，都有杂技。没有杂技不成“班”。杂技主题公园在全国蜂拥而起，如雨后春笋，安徽、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都有大的杂技产业园区，非常漂亮。

记者：杂技无处不在。

边发吉：杂技不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更是当今文化产业靓丽的一朵花，会越走越漂亮。发展了艺术，丰富了我们经济，何乐而不为？

记者：“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看。”你常用这首诗形容杂技艺术。

边发吉：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存在，你总要找到它的文化基因。坚韧不拔，积极向上，不畏艰难险阻，勇攀世界高峰，恰恰是杂技的精神。杂技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传递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杂技是一种生命的托付，比如说空中飞人，我从这边把人荡过去，那边抓不住就有生命危险。杂技艺术越走越辉煌，越走越久远，为什么？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孕育，这门艺术也走不了三千六百多年，它根植中华民族文化这厚重的大地。

我一直主张艺术没有对错之分，有高低之分。高了，就是符合了艺术的内在规律了，大家审美的规律了，市场的规律了。

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一个时代的伟大艺术。这个时代，伟大艺术必然会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和烙印呈现在舞台上。没有做出符合这个时代受众所需求的艺术作品来，你就不是个好艺术家。

记者：你学音乐，从事杂技，还写剧本，做导演，涉猎很多行业。

边发吉：有人说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写剧本的？不是。说书的？不是。搞音乐的？我是半拉。是导演？我是蒙的。你是诗人、书法家？我都不是。我是个杂家。

记者：荣获中国杂技“金菊奖”终身成就奖、河北省文艺最高奖“关汉卿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你身上有很多光环，可是每次填履历表，你都填“出身农民，学历初中”。

边发吉：要想有地位，首先有座位，但是我没想着有地位。我1970年离开的农村，直到今天，有的部门让我改出身、学历，我说不。我觉得我很光荣。今天在各种表格里填就填“出身农民，学历初中”。

再一个呢，我个人觉着你出了成绩，国家不会亏待你。要想要得不到，不想要能得到，想要非要要，一笔全勾销。你只管拉车，只管干你的事，荣誉那都是身外之事。

获得那么多奖，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不值得骄傲。不管干什么，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只要努力了，我就觉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记者：你已经60多岁了，还在努力。

边发吉：已经60多岁了，我还觉得我还应该做。这次我仍连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协主席。每一次选举之后，我只觉得沉甸甸的。我会谋划下一步中国杂技如何布局、如何发展，比如高等教育的问题怎么办，如何把高等教育做得更好，能为杂技行当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究竟是什么，这是一辈子追逐不完的，这条路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但是愉快的、是幸福的。（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李为华 康瑞珍 闫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