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钩沉 | 十万呔儿商闯关东

在明清以来的商业史上，世人言及商帮，多为晋、徽、浙、闽、粤等十大商帮，其传奇故事通过电视剧、书籍等形式亦广为传扬。

事实上，在燕赵大地上存在过的冀商影响深远、成就辉煌，与晋商、徽商等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别具风采。其中，作为冀商三大帮派之一的呔儿商，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历史传奇。

呔儿商商号老照片。乐亭县博物馆供图

从清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0多年时间，乐亭及周边地区的呔儿商不仅在东北地区设立了数以千计的商号，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历史传奇，其贸易范围还远达俄罗斯、日本、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蜚声海外。

一代商帮，如今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但呔儿商精神已经融入冀商的血脉和骨髓。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呔儿商的创业精神和远见卓识，对后世仍不乏启迪。

兴起：为谋生存勇闯关东

从吉林省长春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出发，沿着长春大街一直往东北方向走上一段，就会看到一个路牌，写着“乐亭街”三个字。

将相距八百多公里的乐亭县和长春市联系到一起的，正是呔儿商。溯源呔儿商的兴起，要从乐亭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明代以前，乐亭还是渤海湾内的荒芜之地，遍地盐碱滩涂，经济并不发达。直到明代施行移民政策，才使得乐亭汇聚了山西、北京、江苏、安徽等地的移民，本地人接触到了种地以外的生存方式。

后来随着海、河运输的开发，乐亭更是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据《乐亭县志》记载，明代滦河上起承德下板城、下至海口，航运河道长247公里，重点码头21个，并可由河通海，南抵烟台、江浙，东达辽宁大连、营口，西至塘沽、天津，可谓是四通八达。水运畅通，使百姓的视野愈加宽广，思想逐步开化。

如果说以上为呔儿商兴起的历史背景，那么乐亭人大举出关经商的直接原因还有三：一是清军入关后，八旗子弟跑马圈地，成千上万的冀东百姓失去了大量土地；二是自然灾害频繁，滦河水患时有发生，百姓生活困苦；三是清乾隆晚期开始，逐步解禁东北，允许放垦，多方因素促动下，许多乐亭农家子弟踏上了求索之路。

在乐亭县的百年呔儿商馆内，一组名为“闯”的雕塑重现了当年的景象：人们拖家带口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筚路蓝缕。

其中，刘石各庄的刘新亭就是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代表人物。

刘新亭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成家后，他将妻子纺线织的布拿到集市上售卖，虽是蝇头小利，日积月累竟也有所盈余。

逐渐，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家门口的集市上售卖，改为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他越走越远，直到一座漫漫雄关横亘在眼前。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他来到了巍峨的山海关。

这关，是一条地域分界线，出了关，背井离乡；也是一条人生分界线，出了关，前途莫测。

但刘新亭心里明白，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做买卖，不坑不骗，公平交易，就不会有大的闪失。他毅然前行，但在这一过程中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刘新亭从家乡购置锄板、镐、犁等农具和土布、棉花等生活用品运往东北，回程时又运回东北的土烟、大豆、麻等土特

产品，以他的务实坚韧和经商智慧，赚得了“第一桶金”。

在刘新亭等的带动下，一批又一批乐亭人踏上了关外经商之旅，开创了日后的“老呔儿帮”。

“呔儿商”的“呔儿”，意思是“说话带外地口音”。据乐亭县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刘凤敏介绍，乐亭及周边一带口音二声少、三声多，末尾往往还拐上一个小小的弯儿扬起来，听起来犹如说唱般婉转。这样的口音在东北人听来别有意趣，他们把“老呔儿”作为对昌（昌黎）、滦（滦州）、乐（乐亭）一带人的特殊称呼。

呔儿商能在东北立足，在日俄战争和“一战”爆发之际，帝国主义无暇他顾，是为天时；而随着1894年京沈铁路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便利，是为地利；而老呔儿们的团结互助，则成就了人和。

《京东第一家》的作者、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调查后发现，在“老呔儿帮”闯关东之前，东北本地人几乎没有经商的传统。正是呔儿商等的大量涌入，才使得东北近代工商业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

鼎盛：引领东北近代工商业发展潮流

在李荣亭看来，“呔儿商”兴盛恰逢其时。因为彼时，之前的“商业霸主”晋商走向衰落。

明、清两代，晋商位列全国三大商帮之首，几乎遍及全国。但到19世纪末期，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压榨，加之现代交通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扩大，原经山西的陆路贸易逐渐被冷落。

如果一定要选一位取代晋商、兴盛呔儿商的灵魂人物，当属乐亭县商人武百祥，他被世人称为“北方商魂”。

武百祥，清光绪五年（1879年）出生于乐亭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3岁便随其舅父到长春的杂货铺当学徒，后来自己摆地摊，做提筐叫卖的小生意，历尽坎坷。直到他与人合资经营起“同记”百货铺，生意才有起色。

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大罗新寰球货店旧影。乐亭县博物馆供图

1920年5月，武百祥购置了哈尔滨正阳北大街一处旧门市，吸收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办百货店的经验，建设了大罗新寰球货店。从外部看，这是一幢欧式四层小楼，雕梁画栋；从室内看，设有电梯和陈列橱，100多名店员着统一制服分列栏柜旁。特别是店里“明码实价”的销售方式，一改旧商贩坐地起价的陋习，开启了文明经商的先河。这首创之举，在商界引发一场“地震”。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26年，武百祥在正阳南四道街建成了同记商场，在门口匾额下两侧镶嵌一副楹联：采办寰球货物，搜罗国内产品。1929年，他又创办大同百货店，和同记商场、大罗新寰球货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几乎垄断了哈尔滨的百货业。当时仅有23万人的哈尔滨，每年光顾这三家商店的人数就达600万人次，“不到同记、大罗新，等于没到哈尔滨”一时传为顺口溜。

除了百货商场，“同记”还在哈尔滨、上海、日本等建有工厂，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联合企业，总资本近200万两（上海规银），年利润超过32万两（上海规银）。

武百祥仅仅是呔儿商走向鼎盛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呔儿商在东北创建的知名商号多达千家，按照当时行政区划，东三省90%的县市都有乐亭人经商，乐亭全县也几乎村村有人驻东北经商。

“白山黑水千里路，十万呔儿商闯关东”“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这些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印证了呔儿商引领东北近代工商业发展潮流并输送大批商业人才的辉煌。除了在东北，呔儿商还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设有商号，有的还把商号开到了国外。

一时间，乐亭一带形成风气：老百姓家境不论穷富，都千方百计供子女念书，孩子小学毕业后，多半托人靠关系到关东习商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就可以挣钱，甚至当掌柜的。

个人的荣辱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九一八”事变成为呔儿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尤其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伪政权对东北经济加强控制，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老呔儿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期间及此后，尽管经营艰难，呔儿商依然表现出了民族大义和侠肝义胆。他们积极参与爱国运动，支持革命，投身国家建设：1924年，著名呔儿商杨焕亭之子杨扶青资助并护送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第五次代表大会；“五卅”惨案后，武百祥与哈尔滨青年会支持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抗美援朝中，武百祥以“同记”名义带头捐献了足以购置一架飞机的巨款……一桩桩义举彰显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直至新中国成立，呔儿商才迎来了新的春天，和其他民族企业一样，走向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道路。曾经的一代商帮，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乐亭县百年呔儿商馆内部展陈。乐亭县博物馆供图

传承：挖掘呔儿商精神的时代价值

这样的群体，缘何创造了一个多世纪的财富传奇？又给后世留下什么启迪？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刘凤敏认为，敢为人先，是呔儿商最鲜明的胆识特质。

呔儿商“闯关东”突破了农耕意识的束缚，勇于先行先试从商，并且在民族商业的体制结构、经营管理、利益分配以及精神道德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当大胆的改革。

例如，在清末时期，呔儿商就提出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点，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颇具前瞻性。为适应时代变迁，呔儿商在经营企业中又实行“经理制”，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祛除管理效率低下、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实行“股份制”，引进资金，吸纳闲散资金，实现互利共赢，使员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实行“联号经营”，打破地域限制，应对由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先，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时代意义。”乐亭县副县长王云祥说。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重义守信，是呔儿商在东北得以扎根的基础。

有一次武百祥在商场巡视，遇见一位顾客买了一摞碗后抱着孩子走出商场大门时，孩子用脚一蹬，碗散落在地打碎了。武百祥让售货员如数重新取了碗，用纸绳打包后拎起以手撞击，见碗毫无松动才交给顾客。这时，顾客想要付款，武百祥却说不用再付了，先前买的碗打碎是售货员打包不结实的责任。随即，武百祥要求售货员苦练打包技术，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商场损失了一摞碗，收获的却是一传十、十传百的诚信经营口碑。“呔儿商身上，折射出了我国民族企业在漫长发展中的高光。现在继续打响‘呔儿商’品牌，不仅对于宣传乐亭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具有积极影响，还将增强本地人的自豪感。”王云祥在挖掘呔儿商精神的现实意义时说。

百年商帮传奇已经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在乐亭，依然能够感受到呔儿商印记背后蕴藏的无声力量，鼓舞着一代新人。

“岁月的脚步踏石留痕，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百年呔儿商的辉煌成就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呔儿商精神永远融入乐亭人的血脉中……”时值暑假，清脆的童声在百年呔儿商馆内回响。正在进行的“小小讲解员”大赛，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重义守信、务实坚韧、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爱国爱家的精神。

▲百善学校旧校门。乐亭县博物馆供图

在距离百年呔儿商馆30分钟车程的何新庄村百善学校，武百祥亲自谱写的校歌仍旧被传唱：“渤海之北，燕冀之东，海洋沃野，我校百善设其中。好研究，喜创造，开发智识才能。重礼义、亲师友，爱群、爱国，道本大同……”

百善学校校长宋玉金介绍起校史滔滔不绝：呔儿商在东北的活跃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众多呔儿商纷纷在家乡开办私立学校。

其中，百善学校就是1928年由武百祥与好友赵禅唐共同投资10万现大洋建设的，是当时乐亭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有礼堂、图书馆、餐厅、医务室等一百余间校舍，还高薪聘请了知名教师授课，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时期，乐亭全县有私立学校146所，其中一半以上是呔儿商出资兴办的，使整体人文素质得到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从乐亭县走出了10位两院院士和25名授衔将军，这与呔儿商早年办学、文化发达有很大关系。”宋玉金骄傲地说。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张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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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商发展的渊源与脉络

河北人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以降，随着实业之风兴盛、交通条件改变，冀商穿梭于京沈铁路往返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商道，活跃于京津，奔走于武汉三镇、长江两岸，驰骋于新疆南北，为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经商实践中，冀商创造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营业手段和经营理念；在艰苦创业中，涌现出了武百祥、孙秀三等闻名东北的实业家以及孙殿起、陈杭等古旧书业巨贾；在经营地方特色中，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安国药商、辛集皮毛商、高阳布商等群体，他们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商业经济舞台上，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冀商中，影响较大的商帮主要有：

“老呔儿帮”：清初，乐亭人开始“闯关东”经商，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时期，仅在东北经商、习商人数就达10万之众。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成为乐亭商人的发迹地和聚集地，并形成了一个经商群体“老呔儿帮”。更为难得的是，由武百祥率先提倡的言无二价、职工入股等经商方略，在同业中被广为效仿。

“冀州帮”：冀州一带人多地少，到清朝中晚期，已出现了经商有道的“冀州帮”，多聚集在京津等地。在北京的冀州商人主要活跃于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他们在与书的接触中，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不少人成为版本目录学专家。据统计，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处共有书肆300余家，其中冀商开办的有237家，而在这237家中，由“冀州帮”开办的就有111家之多。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认为，是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的基础。此外，冀州人在天津经商的也很多，有人把冀州人在津的聚居地称为“天津卫里小冀州”。

辛集皮毛商：明清以来，束鹿（今辛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颇多，故有“钻天的束鹿，遍地的老西”的古谚。束鹿人的商业经营中最成功的是皮毛业，到清朝中叶，辛集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从1880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专营皮毛转运批发业务的皮庄、皮店有123家，从事皮毛制革业者11640人，占辛集镇工商业人口的2/3。辛集的皮毛、皮革产品质地优良，不仅畅销国内，而且为德、英、法、意、日等国家的商人所青睐。

安国药商：安国药商源自祁州（今安国）发达的药业。祁州药业发端于宋代，至清雍正年间，祁州已成为药材拆兑的总汇市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清末民初是其鼎盛时期，药市内驻有“十三帮”及本地药材经营商家的坐商及行商4480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商户大部分就近迁往天津，对天津的医药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安国药商依然积极活跃在国内中医药市场。

文/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