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中建构有历史感的“自我”

□吴 媛

河北诗歌发展到今天，与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一样，经过了纷繁变化的写作潮流的洗礼。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各领风骚，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诗坛几成各种流派主张的竞技场，众声喧哗却莫衷一是。遗憾的是，很多主张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落实到诗歌创作实践中，也未对新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今天的河北诗歌，则充分体现出河北诗人在繁华落尽之后力图回归真淳、绘事后素的创作尝试。

同样是写人与自然，大解的诗是有“我”之境。人们往往都知道王国维论诗：“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却常常忽略他还说过：“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大解的《去帕米尔高原途中遇雪》《抱走西藏一块石头》《走铁轨》等都是从动态的具体现实走向宁静深邃的超现实哲思，诗歌充满内在的冲突和动荡感。这种由动至静，从具体到超越的过程也存在于韩文戈《在一种伟大的秩序与劳作中》《回声》等诗中。他们都致力于将亘古不变的自然置于现实语境与个体经验之中，同时又通过超越性的暗示和想象，加深并拓展自然带给我们的现实感受。

与他们不同，郁葱的诗里也有我，但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清音自在自得，“我”在其中。缙云山、嘉陵江、宽窄巷……都与诗人一起被编织进这个纷繁的世界，诗人在每一处自然里都看到自己，他阅读自然并接受自然对自己的解读和阐释。“爱你的时候，我从年长竟然又重新长成了孩子。”李南笔下的自然与郁葱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依靠叙事性表达，在具体的时空中写生活日常，但叙事恰恰是为了实现对叙述本身的越出，一如写泥土是为了写出泥土中生长的花树。

除了对人与自然的关注，河北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书写。父母是最早为个体赋形的人，我们承袭自他们，也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李南的《雪夜想起父亲》将“我”的现实存在与对父亲的想象并峙陈述，通篇无一字评论，却让我们在父亲身上看到自己。她在《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中写道：“妈妈，你的疾病催生了我的白发/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对父母的质疑和反叛曾经是诗歌重要的主题之一，但如今诗人们表现出更多理解和接纳。就像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当年抗拒一切束缚；而他的朋友梅洛庞蒂则认为，只有通过妥协，我们才能存在。

幽燕建构自我和他者联系的语境与很多河北诗人不同，她对都市人际交往有着冷峻、透彻的洞察。她的《恒温季》：“不是做密友的温度/不是能拥抱的温度/不必再升温，我们之间/这个温度，刚刚好。”这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切近观照，如果能体现出一些对现实的超越性就更有意义了。辛泊平的诗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少年”形象，这个形象就像一个布满灰尘的镜子，诗人一直试图照见自己，并借此建构关于故乡的回忆和想象，以抵抗当下的遗忘、麻木和寂寞。

尽管河北并不缺少优秀的诗人、诗作，但略显遗憾的是河北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形象。河北当下的很多诗人都会在作品中谈到故乡，但他们的故乡却没有鲜明的空间性，常常与童年记忆相勾连，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然后经由时间距离的美化，成为与当下经验甚至城市经验相对立的过去或者乡土，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机械框架下观照，从而丧失了其作为具体地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自然与当下传媒时代经验的同质化有很大关系，但优秀的诗人应该能够从同质化、空洞的地域抒情中跃出，以更加具体的地域书写表达更加个人化的情感和超越性的思想。

另一方面，对时代经验的个体化处理也是河北诗人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诗人从开始写诗就肩负着对时代发声的使命和责任。个体化的时代经验更强调诗人不能人云亦云，被带入大众叙事与审美的潮流中，丧失个性化和思辨性。

如何在诗歌中建构有历史感的“自我”也是诗人创作中需要不断思考的课题。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自白派”“嚎叫”“垮掉”都曾经一度引领创作风尚，即使在热度消退后，也仍然留下了诗歌对自我的高度关注和放大式的书写习惯。但是很多诗人并没有建构起深厚、坚硬、层次丰富、可供不断开掘的自我。诗人陈超曾提到要建立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惜乎一些诗人只看到了历史想象，遗漏了个人化。历史记忆不能囫囵着进入诗歌，它必须经由个体肉身，在痛苦的炼化中与个人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作的材料。

在中国新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佳作珠玉在前的背景下，河北诗人也许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创作出既体现时代性、地域性，又能够超越时代的阶段特点和地域限制的作品，以期为河北这片文学热土奉献更多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