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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家庭的减负体验

第二只靴子落地了。

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教育部官网上密集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措施：9月7日,三部委印发通知《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同天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工作，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登记最后时限为今年年底；9月8日,教育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这一系列指令都被看作执行层面的跟进与落实，是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带来的“变天效应”。《意见》引起巨大震动且涟漪不断，是“双减”政策挥出的第一记重拳。

从方向指引到行动规范，减负担、除积弊、改造环境与逻辑,决策者拿出的决心非同寻常，也带来空前压力——近十年呼风唤雨的义务教育校外培训行业，终于露出了真实的虚弱与彷徨。

“双减”政策到底会不会给“苦培训班久已”的中小学生和家长们一个清朗、安心的教育大环境，把无数家庭从焦虑、内卷、盲目和逼迫中解救出来？

>>学生家长纠结的选择题

2014年夏，本来在石家庄一家媒体工作的张娜，选择离开职场回归家庭——更准确地说是照顾两个孩子。

80后的张娜有个标准“二孩家庭”：大儿子佐佐与小儿子佑佑相差5岁多，一个上初中二年级、一个上小学二年级，正面临所谓“起跑线竞争”最激烈的阶段。自然，夫妻俩的负担也是“标准”的：家长哪个不知道，如今上初中和小学的孩子特别“费妈”，家庭为他们承受的精力和经济双重负担，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学期开学才一周，张娜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校园的明显变化：二宝佑佑的老师不再留写的作业了，以前惯常布置给家长的Pad作业、钉钉上传作业等，也被老师明确告知“取消了”。这大大减轻了这位全职妈妈的工作量——“双减”前，每天到孩子班级微信群里等老师布置作业，对她而言，比上班打卡还重要且复杂。打卡毕竟只有固定时间的一天几次，而孩子们的作业却花样繁多，需要随时跟进，不得遗漏或耽误。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娃同时上小学或初中，为他们领作业、监督写作业、检查作业和向老师汇报作业情况，尤其如果“老师”和“作业”还分校内课业和校外培训两条线的话，那么就会“占满一个大人的时间”，张娜说。

现在上小学二年级的佑佑作业少了，取而代之，学校在下午放学后的托管时间安排了许多兴趣活动。从佑佑每天回家兴高采烈的讲述来看，他喜欢这些“像玩一样”的学习内容。但是，作为一位深知套路的家长，张娜对此也并非全无担心，她说：老师们现在轮流值班照看孩子们，代替过去五花八门的托管班、作业班，减轻了家长压力；但如何保证这种做法能够持续，在家长的负担和老师的负担中找到平衡，她没有听到太多权威和明确的信息，这令她担心“减负会不会一阵风”。

还有一个问题：佑佑学校里的显著变化，在佐佐这名初二学生身边，并没有多少体现。孩子的晚自习时间、作业量特别是考试压力，并没有随着“双减”政策重拳出击而发生明显变化。中学门口过去密不透风的培训班广告冷清了，但据张娜所知，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包括开在她家小区内的线下辅导班——依然在“正常运作”。这让她对“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看法变得谨慎。

>>黄老师纠结的选择题

“所有佛系的爹都荷包已净，还在鸡娃的娘则各有各的恐慌。”

这句颇有网络段子风格的总结，被黄老师拿来做自嘲的开场白。黄老师任教于石家庄一所高等职业院校，自己受教育以及教育人的经历都相当丰富，但这同样不能让她在义务教育的风云变幻中保持淡定，因为她也是一位初二学生的母亲。

7月24日央视、人民日报等重量级媒体披露“双减”政策后，她已预感风暴将至。经反复与报名的教培机构确认，她以为，该机构知名且正规，已将校外课程由周六日上课调整至周中晚上上课，至少这学期应该没问题。但万万没想到，机构打过保票没两天，9月3日她接到机构老师电话，告知她：线下课程申请未能通过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孩子的课只能转为线上授课。

黄老师明确拒绝了这样的调整——自然也等于放弃了通过机构进行校外补习。

上网课为什么不行？

“网课的效果只有一种，就是我和儿子展开家庭大战。”

黄老师说，疫情期间儿子也是通过网课学习的。但她发现，平时还算认真刻苦、成绩也不错的孩子，只要手摸到鼠标、眼对上屏幕，就会千方百计躲过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寻找游戏与娱乐内容。她试过调动老人紧盯和提醒老师摄像头检查，但仍然难以避免孩子沉迷。几乎每次她抽查儿子的网课，都会引起一番争吵，

“我总不能所有学习时间都陪着他”，黄老师说，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而疫情期内的网课实践让她怀疑这种学习方法对中小学生是否有效率，还得担心频繁冲突会破坏本来良好的母子感情……因此，她在开学前已把家里的电脑彻底拆走了。

那么不补课行不行？

“你觉得那些家长会放弃吗？”她反问。

“小学作业可以减，培训班可以停。但孩子们面临的中考高考，改变了吗？”身为教育工作者的黄老师，其实对“双减”政策乃至教育改革的逻辑和框架，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这并不能帮助她摆脱身处所谓剧场效应的、中国家长的困境。

“剧场效应”近几年被频繁地引用在教育内卷话题上，用以解释校外培训野蛮生长的原因。在剧场中原本坐着看剧的观众，如果有人站起来挡住别人而无人制止的话，最终剧场中所有观众都会变成站着看戏。这和校外补课问题上，大多数家长不愿“补”却不得不“补”的现实很相似。

黄老师不敢做那个先坐下的观众。现在她最纠结的是接下来该选择哪种补习方式：“孩子数学校外课就是一对一，每次两小时300元。如果机构的英语和物理都不能上了，只好找人推荐这两科的私教老师，费用只会更多……”

>>校外“双减”了校内怎么办

县城教培市场，特别是K12阶段的校外培训产业，这几年风生水起。“一根指挥棒，谁敢不内卷”，早有触觉敏锐的人通过加盟品牌、投放广告等方法，在对教育资源更渴求、更焦虑的县城中小学生家长中，复制甚至放大了“校外培训”的一整套话术。李勇成在石家庄某县一家教培头部企业工作，这几天他不断见到同事离职，百余位教师几天之内走了五分之一，才深觉“双减”对行业的影响，比他和许多同行之前预想的大得多。

李勇成说，一些顾客其实家很远，家长趁周末带着孩子来补习。现在只能晚上补课，他们遇到的困难最大，多数恐怕得放弃。这些家长即使幸运地收到培训机构的退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连“机构”还是“一对一”这样的选择题，都没得做。

李勇成的客户的孩子如果足够努力和幸运，也许能够考入麦子老师的学校，那是一所知名的河北省重点高中。多年耕耘于高中教育，麦子从一名校内名师的角度去看校外培训，倒颇有一些从旁观者角度审视“围城”内外的清醒。

麦子的学生中有些是从市里来的孩子。她发现：他们中有人初中就报过校外培训班，还有人从小学“补”到高中；一旦考入高中，这些学生最常见的做法是报个先修班；这些学生以后的学习也容易依赖“校外补习”。这是一种坏习惯，她并不赞成这样的学习方法。

在麦子这位获得过省市多项荣誉的名校教师看来，市场上太多滥竽充数的校外培训机构了。它们的教学是填鸭式的，破碎的，也是不尊重学习规律的。清除它们对正常教育秩序的不良影响，势在必行。

“无论小学、初中还是高中，跟着老师扎扎实实走就行，许多所谓先修、加强、补习，往往都是一锅夹生饭。”麦子说，自己和同事都见过一些学生，上培训班上得产生了依赖心理，一遇到学习困难就想找人补、找人拽，自主学习能力不强。

“学习最终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学习过程中的毅力、专注力、独立能力，都需要在较早时期打下基础。能将知识内化成能力，未来的学习之路才会越顺利、越轻松。”麦子提醒说，中小学生家长别在恐慌、攀比和盲目情绪中，忽略了学习早期受教育者习惯培养的问题——否则，该补的不补、不该补的乱补，那才是本末倒置，必将得不偿失。

让人欣慰的是，记者从采访的多位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中了解到，他们所在的学校都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在支持“双减”的同时，尽力提高学生在校的学习效果。（燕都融媒体记者刘采萍）

（张娜、李勇成、麦子均为化名）

●校外培训，暂停键还是休止符？

最初在朋友圈里刷到那条“双减”政策落地的消息时，宋言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培训机构员工，他亲眼见证了这个行业加速升温到烈火烹油的全过程。尽管一直以来“减负”呼声不断，校外培训依旧高歌猛进。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这份被形容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的文件，措施之严、力度之大都完全出乎了宋言的预料。

“双减”之下，未来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校外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面前的一道生死考题，而需要对这道题思考并作答的，并不止是教培行业本身。

>>校外培训面临“洗牌”

新学期伊始，宋言所在的校区依然处于放假状态。这是一家石家庄本地的老牌教培机构，主要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辅导。在过去，暑假一直是他和同事们最忙碌的季节。

配合疫情防控的需要，8月5日起，石家庄市暂时叫停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培训活动。即使将来线下课程恢复，根据新出台的“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也将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9月初以来，石家庄学而思培优、新天际教育、大桥外语等机构先后宣布将秋季课程调整至周中合规时段，周末不再开设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课程。

寒暑假和周末历来都是校外培训的“主战场”，这些时段不能开设学科类课程，课时将大大缩水，而场地、人员之类的成本支出并不会因此减少，机构的日常运营可能很难维持。培训机构大多采取预付费的方式，宋言说，目前家长们对于续费都很谨慎，“想等等看哪个机构能活下来。”

有的机构已经退场，更多的选择观望，还有一些在谋求转型。秋季开学后，一些培训机构的课表上出现了更多美术、创客、体育等素质教育类课程。

“大部分机构都在想办法转型，但转型素质类教育并不容易。”宋言解释，一方面是师资问题，教语数外的老师不可能去教音体美，人员需要重新招聘和培训；另一方面是家长的意愿，家长们原本就是为了提高成绩才选择校外培训，是否愿意为兴趣类课程埋单尚未可知。

尽管我省关于“双减”政策的落地细则尚未出台，但另一只靴子的落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宋言分析，如果未来政策进一步收紧，一些大型机构或可转向其他赛道，而业务领域仅限于学科培训的机构可能很难存活，机构与人员的“洗牌”在所难免。

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7月求职的原教培从业者中，51.4%已为离职状态，从事“教师/教务”岗位的求职人群占总体的70%。61.6%的求职者依然期望能够继续从事教培行业，而行政、人力等岗位成为转行的首选。

七八月份，宋言的同事中已有数十人离职。有些教培老师去了私立学校，也有人彻底改行，去卖车、卖保险或者做房产中介，甚至干起了餐饮。

宋言是选择留守的那一部分，在业内深耕多年，他想等一个结果。比起教培行业的未来，他对个人职业出路的看法倒是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教培从业人员比较年轻化，比起其他行业学历也都偏高，承受得了这个行业原有的工作压力，在就业市场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补习老师眼中的教培十年

在此之前，教培行业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辅导老师排得满满的课表，也是学生被补课填满的课余时间和家长不断追加的教育投入。本该作为学校教育“影子”的课外辅导，是如何发展到这样“全民补课”的局面的？

张益，一位资深补习老师，十余年补习生涯，亲历了这个行业狂飙突进的发展历程。

进入教培行业前，张益曾是一所县城中学的教师。“那里无所谓素质教育，就是管得严。”作为老师，平时要管纪律、管卫生，事务性的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不了如此的环境，他离开县城，来到石家庄做了一名补习老师。

在张益看来，比起学校，教培行业是个更能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满足了自己心里的“小虚荣”——你的课讲得越好，越能吸引学生，学生有了进步，家长觉得“你太有本事了”，就更愿意投入，你的收入也会增加。“理想、工作和收入都是挂钩的。”

张益刚入行时，请家教或上补习班还只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补习机构纷纷到学校门口发广告或给家长打电话，还处于扩张招生的阶段。大概到了2013年左右，情况反了过来，家长们开始主动寻找补习机构，寒暑假报班渐渐成了习惯。

“家长的意识变了。”张益如此分析“补习热”出现的原因。这一代学生的家长以70后、80后为主，见识过教育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更高，对教育活动的介入也更多。与此同时，传统家校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家庭教育分担了更多教学功能。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越来越深。

这些年来，尽管相关“减负”措施时有出台，但由于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力度不够，学校内部单方面的减负很容易变成“校外加码”。培训市场火爆程度一直有增无减，补习班不再是培优补差的“小灶”，而成了所有学生日常教育的“标配”。

近几年张益发现，高分学生对课外补习的投入越来越多，而且表现出了更高的意愿。“原来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了，现在还得是985、211。”中高考的竞争日趋激烈，一直蔓延至小升初、幼升小，助推着教育“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将所有学生和家长裹挟其中。

张益与多个知名培训机构都曾有过合作，后来他选择了单干，主要是可以不受机构课时的束缚自由安排教学计划。在他身边不乏家教做大后自己开办机构的同行，比起经营，他还是更喜欢做老师。“学师范的大概都有点儿理想吧，我的理想大概还停留在教书育人的阶段。”

>>让教育回归教育

2020年，应届毕业生安安入职了一家知名在线教育企业。

“疫情期间不好找工作，就去了。”安安说，她身边的很多朋友毕业后都选择了类似的职业，“底薪5000元”对应届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段时间正是在线教育大肆扩张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让在线教育产业成为资本竞逐的风口，一时间大量资本和人才纷纷向几家教育巨头聚集。安安入职后曾参加过一次团建，一起合影的有大几百人。

安安的职位是辅导老师，主要负责课前课后的直播和课后的服务，“除了正课两个小时主讲老师讲课以外，剩下所有工作都是我们来做。”她带了200多名学生，每天都要一一与家长沟通反馈，工作强度大、时间长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令她崩溃的是续费期。安安说，自己名义上是老师，但一到续费期基本上课程都不怎么管了，就是挨个打电话催家长续费，一天能打70多个电话。有时候她每天要给家长发二三十条微信，直到被对方拉黑。

安安表示，其实公司的课程本身还是不错的，但这种洗脑式营销方式让她很难接受，而且这份工作让她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做了不到一年，她就从公司辞职了。

这样的营销方式也是在线教育最令人诟病的乱象之一。资本驱使下，在线教育企业迅速“跑马圈地”，贩卖焦虑、过度营销、抢占流量，重心已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双减”政策的出台为这场资本狂欢踩下了刹车。“双减”意见中明确，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教培市场“去火降温”，能否让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本来？

“我觉得我干的是半个心理医生的活儿。”李丽在石家庄一座居民小区内开着一家托管班，在校外培训行业中，这是最底层的存在。她的学生主要是小区邻居的孩子，或是拐了不知多少道弯的“远房亲戚”，大多数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学习特别差。

李丽发现，“成绩差”只是结果，其原因很多时候并不在于学习本身。曾经有一个孩子总是以惹老师生气为乐，李丽和他深谈后了解到，作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差生”，他平时在班级中一直是边缘化的存在，只有在挑衅老师的时候才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聊着聊着孩子就哭了”。

业内人士认为，校外培训的需求，其实来自学校教育的不足。“双减”是一个系统工程，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效果，关键还取决于学校教育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教育需求，不仅要满足共性的学业需求，还有培优补差等差异化的个性需求。

>>另一个赛道

“双减”政策落地，让周翠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预期。

她是石家庄一家美术学校的校长，长期从事美术教育的课外培训。周翠眼中的美育，一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力，二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她认为这在每个人的全面素质中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会影响到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常说美术是学校里的副科，人生中的主科。”然而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留给美育的空间太少了。

在开办培训机构前，周翠曾在学校里教过10年书，她说我们的美术课本其实编得特别好，但音体美作为副科，很难按照计划完成教学。而家长们给孩子报校外培训时，也一样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四年级是个分水岭。”四年级之前，孩子或许还可以有些兴趣爱好方面的投入，而四年级之后往往就投入学科教育中了。

“双减”政策要求学校在课后服务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而把周末和节假日从学科类教育中空出来，留给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时间，这让周翠感觉很美好。当然，这样的愿景能否实现，还要看“双减”能否从根本上扭转基础教育应试化、竞技化的倾向，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

周翠说，我们以前教育有些过紧了，现在至少可以让焦虑的家长把节奏慢下来，理性思考一下孩子的一生到底需要什么。（燕都融媒体记者唐晶）

（宋言、张益、安安、李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