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镜头｜红色文化映冀中

夜幕下，三百多村民聚集在学校的教室里，听老师读报纸。你能想象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抑或七八十年代？其实，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最激烈时，发生在冀中地区饶阳县南李岗村的情景。

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不仅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可歌可泣，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那样贫乏的条件下，居然诞生了灿烂的抗战文化。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办报纸、办剧社、搞征文、搞摄影……红色的抗战文化像熊熊火焰，映红了冀中大地。

冀中导报

一

循着《冀中导报》的足迹一路走过，能看到它创造出的中国新闻史奇迹。

当年，南李岗村群众读的就是《冀中导报》。

1938年9月10日，任邱县陈王庄，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导报》创刊，后更名为《冀中导报》。这份诞生在烽火硝烟中的报纸，也是《河北日报》的前身之一，它见证了冀中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也见证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牺牲、英勇奋斗、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循着《冀中导报》的足迹一路走过，能看到它创造出的中国新闻史奇迹。报纸创刊不足半年，由于日寇集中优势兵力“扫荡”冀中根据地，报纸被迫停刊。同样不到半年时间，贺龙率领一二零师来到冀中，和冀中军民一起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形势趋于稳定，区党委决定《导报》复刊，并更名为《冀中导报》。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五一”大扫荡，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冀中导报》被迫再度停刊。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冀中导报》在饶阳县长流庄再次复刊。严冬到来，它就隐忍于地下，稍一转暖，它就迅速萌发。真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停刊，但《冀中导报》熊熊的生命之火从未熄灭。报纸停刊后，报社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到各个分区去，帮助地委办机关报。比如，王亢之到七分区办《黎明报》，肖竹到八分区办《胜利报》，周景陵到九分区办《团结报》……他们分则为分区报纸，聚则为《冀中导报》，这种一声令下，应声而聚；又一声令下，遍地开花的办报方式，是战火硝烟中共产党人的独创。

抗战初期，战争破坏了正常的消息传播渠道，地处敌后的冀中地区人心惶惶。《导报》及时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刊出新华社播发的抗战消息，如同在暗夜中举起明亮的火把，不仅遏制了种种谣言，还鼓舞和激发了冀中人民的抗战热情，指明了抗战的方向。第一次复刊后的《冀中导报》更加注重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报道人民群众千方百计打击敌人的消息。饶阳县冀中导报展览馆内，收藏有1941年3月30日的半张剪报，上面就有饶阳县游击组英勇伏击敌人的消息。

报纸还宣传建军建政、减租减息、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一切与党的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关的新闻。第一次复刊后，除《冀中导报》之外，他们还出版综合性刊物《导报月刊》，青年读物《战斗生活》，面向农民的《农民报》，以及配合争取伪军工作的小报《北斗星》。第二次复刊后的《冀中导报》不仅开设了副刊“平原”，还在三版新辟了“经济副刊”，在四版设置了“老百姓”专栏。这样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读者能不喜欢吗。冀中根据地差不多每个村都有读报小组，定县齐庄村最初只有一个读报点，后来发展到四个，全村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参加了读报活动。

办报纸就意味着牺牲，这是当今的媒体人体会不到的。但是在国土沦陷，强盗横行的年代，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1942年，《冀中导报》记者科长兼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沈蔚同志在敌人的“扫荡”中牺牲，年仅25岁。第二年，原《冀中导报》记者、文艺编辑，分散到九分区担任《团结报》社长的周景陵，在高阳县雍城村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冀中导报》的编辑、记者团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年轻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朱子强任总编辑时19岁，范瑾任社长时20岁。就是这样一群青春勃发，花样年华的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在最为惨烈的战争中，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高举着革命的火把。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活得阳光，活得快乐。即使敌情危急、吃糠咽菜的日子，工作之余他们还经常和驻地群众联欢，演唱范瑾作词的歌曲《平原的文化兵》：

平原的文化兵，

勇敢年轻又强壮，

拿起铁笔钢板当刀枪。

高举新文化的大旗，

辉耀着田野和村庄……

位于衡水饶阳的冀中导报纪念馆。 续铁标 摄

二

作为革命事业的后来人，今天重读《冀中一日》，从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牺牲精神，乃至文风，都令人击节赞叹，感慨不已。

1941年春节后的一天，冀中地区各群众团体随同军区雪夜行军，来到滹沱河北岸安平县彭家营村。45年之后，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回忆说：“一路上大雪纷纷，四周大地是一片茫茫的银白世界。抵达目的地彭家营村恰是凌晨时刻。村外雪深盈尺，掩盖了田园阡陌道路河渠。在这样暂时安定没有敌情的环境下，冀中抗联各团体的领导同志们，开始讨论起《冀中一日》的写作问题。”

事情源起于时任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副主任、作家王林。受到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启发，王林一直在谋划发起一次《冀中一日》写作活动。这一提议得到冀中区领导黄敬、程子华、吕正操等人的热烈赞同。经过研究，中共冀中区党委正式发出关于编辑《冀中一日》的通知。通知中说：“冀中党政军民共同决定编辑《冀中一日》，反映冀中全部生活情形，加强宣传工作。并已决定5月27日为《冀中一日》所要记载的日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及全体同志应该了解《冀中一日》的编辑在党的宣传事业上的意义……下级同志不能写稿者，可自述意思，发动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代为记录，尽可能做到全党同志能写文章者，都写稿；不能写稿者，亦能口述思想，请人记录成稿。”这样的通知不要说在冀中区党的历史上，即使在全党的历史上，怕也没有几份。

据王林回忆：“1941年时，冀中根据地的范围并不大，主要包括敌人据点和交通线中间的一些村庄。即以冀中腹地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相连接的边缘地区来看，周围不满百里。除了上述各个县城是敌伪据点并设有环城岗楼和公路以外，尚有西蒲疃和圣水等据点像羊毛疔一般扎在中间。”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冀中区党委下决心发动全冀中的党政军民编这样一本书，对于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冀中一日》在冀中红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至于为什么选择记录5月27日这一天的个人见闻，原因非常简单：这一天不是任何节日和纪念日，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更能够代表冀中军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

在区党委领导下组成了强大的编辑队伍，并推举作家王林、孙犁、李英儒为主要编辑。即使站在今天来看，这也是一个“大咖”级的组合。

在抗战最艰苦的关头，这样一个活动给各阶层群众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的感觉，还有期待、兴奋、思考。活动中，连儿童团都发动起来。以往儿童团站岗只是查路条，在区党委发出通知，5月27日到来之前的日子里，各个村口的儿童团手里多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冀中一日。过往行人要在儿童团指导下读出这四个字，并回答冀中一日是哪一天。

冀中的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参加到这次“我写我”的活动中来。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人们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林同志回忆：“到了那一天，有不少不识字的老太太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纸张去找人‘代笔’。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冀中人民对于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强盗是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他们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如果说王林的回忆充满庄严，那么诗人远千里的回忆则语调轻松：“写作运动一布置下去，全冀中的军民个个喜笑颜开，好像是大家要集体产生个儿子，这个儿子必然聪明、智慧、勇敢，能集中体现父母们的一切优点和希望。”

六月份就开始有人送稿子了，到七月份就形成了高潮。挑着担子送来的，推着小车送来的，甚至有一个村子的稿子就装了一麻袋，套着大车送来的。最后，送到总编室的稿子有5万篇之多。稿子装在麻袋里，用大车拉着打游击。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后来就决定在安平县的彭家营、郝村、杨各庄一带进行编选工作。冀中区党委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工夫，初选出200多篇稿件，编为四辑，油印了200多本，送到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遗憾的是，刚刚送出去，“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这200多本油印的《冀中一日》有的散失，有的损坏。新中国成立后，历尽曲折，直到1960年5月，才重新找齐四辑《冀中一日》正式出版，这是后话。

虽然当年未能正式出版，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却长留在冀中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孙犁说得好：“冀中人民在从对旧文学的爱好走上对新文学的爱好，在生活创造之外，从事艺术。《冀中一日》大浪潮后，文艺急转直下，成了群众的。”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引起连锁反响。“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六地委发动了“伟大的一年间”写作运动。七地委发动了“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抗战胜利后，冀中区党委发动了“抗战八年写作运动”。

时光如水。作为革命事业的后来人，今天重读《冀中一日》，从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牺牲精神，乃至文风，都令人击节赞叹，感慨不已。书中有一篇文章叫《我和县长》，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百字。全文抄录在这里，让我们一窥《冀中一日》的风貌：

我管着担水，我管着做饭，县长管着开会，管着做报告，还管着批阅文件。除了这个以外，我和县长一样学习，一样游戏，一块锄地，一块浇园。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吧，我们这里伙夫和县长的肩膀一样平。

冀中导报纪念馆内，依旧保存着当年办报使用的切纸刀。 续铁标 摄

三

在遍地血与火的冀中，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创造了红色的抗战文化，而且把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吕正操回忆录》中说：“当时建立了一个火线剧社，演戏的作用很大。保定附近清苑县有一个联庄，我们一去就打，路也不让过。后来，剧社在它附近演了几场戏，联庄的人，先是青年，悄悄地过来看戏，越来越多。从此把人都争取过来了，成立了一个大队。”这就是文化的感染力。

吕正操将军所说的火线剧社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冀中平原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文艺团体。它的前身为河北人民自卫军宣传队及少年先锋队，成立于1937年11月。1938年初改称火线剧团，王林任团长。同年10月，该团与冀中军区宣传大队正式合编为火线剧社，隶属冀中军区领导。

既然叫剧社，顾名思义首先是演剧。他们演出话剧、京剧、歌剧，也演唱歌曲、表演舞蹈、说唱曲艺。剧目有引进的，但更多的是及时创作、演出一些反映部队生活和根据地农村生活的话剧，宣传抗日，教育群众，打击敌人。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描写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某村庄被敌人占领。村子里兄弟两人的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老大支持儿子抗日，老二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并想让他到岗楼自首，领取“居住证”。最终在老大的劝说与事实的教育下，老二夫妇觉悟了，其子又归队参加抗日斗争。该剧多次在部队和农村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1941年10月，为悼念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剧社创作了大型话剧《马母》，在追悼大会上演出，反响热烈。他们还创作演出了解放区最早的歌剧《王秀鸾》。这些演出鼓舞了部队士气，提高了农民觉悟，增强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火线剧社并不只是演剧，还帮助部队开展文化工作，譬如唱歌。当时冀中军区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娱活动，如果有的连队不会唱歌，或者唱得不好，会被认为是政治工作落后的表现，连长、指导员就会觉得不光彩。而从延安或晋察冀边区传来的新歌曲，总是先由剧社学会，然后再到连队去教唱。

与隶属于冀中军区的火线剧社同时活跃在抗敌一线的，还有隶属于冀中区党委的新世纪剧社，由梁斌担任社长。梁斌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曾就读于山东剧院，受过专门训练，能编能导能演。他到剧社之后，马上写出两个剧本，《爸爸做错了》和《血洒卢沟桥》，并任导演，两部戏演出后获得广泛好评。

1940年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梁斌说：“你们不能只是唱唱歌、演演戏，你们要像一只‘老母鸡’，孵出一窝‘小鸡’。”黄敬的比喻很形象。新世纪剧社不仅是个专业的宣传队，还应该是个普及文化的工作队，把辅导群众文艺活动纳入工作中。随后，剧社很快在无极、深泽、定县、安平、安国、博野招收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开办训练班，为基层培养文艺骨干。王林在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时说：“《冀中一日》稿件中有不少是描写不脱离生产的村剧团活动的，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村剧团存在着、活动着。当时负责村剧团指导工作的梁斌同志，在1941年冬曾统计过，能利用农闲经常进行演出配合中心工作的、不脱离生产的村剧团，在一千个以上。农民群众是喜欢‘载歌载舞’的，所以村剧团的活跃，就造成了‘歌声遍冀中’的气氛。”

《冀中一日》中的确有一篇记载村剧团活动的文章叫《演剧》。记叙的是安国流昌村剧团和小堡村剧团应邀到东北马村演出的情景。小堡村剧团一口气演了四个小时，流昌村剧团接着演了两个小时，连续演了六个小时了，台下掌声不绝，观众依然不肯散去。怎么办？接着演。“团员们越演越高兴，观众们越看越出神。不知不觉汽灯显得不太亮了，人们抬头一看，啊！天亮了。”从天黑演到天亮，这是怎样的演出，观众和演员又是怎样的精神面貌！歌声遍冀中，说明冀中的命运掌握在冀中人民自己手里，也预示着侵略者必定被打败。

在遍地血与火的冀中，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创造了红色的抗战文化，而且把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至今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