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烈火金刚：血染晋察冀的抗日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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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定市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名单上共有357人，其中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见证了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先烈们不畏强暴、英勇抗敌，付出了怎样巨大的牺牲。

这份名单，也见证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勇敢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名单上共有357人，其中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栗静供图

平均八天牺牲一位团职以上干部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份特殊的烈士名单。

名单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11月晋察冀边区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期间，晋察冀军区牺牲的357位团职以上干部的姓名及其原部队、职别、牺牲时间、牺牲地点。

名单中的烈士，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出自原北京军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纂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部主任周慧敏说。

八年时间共牺牲357位团职以上干部——意味着平均每8天就有一位团职以上干部牺牲。如此惨烈的牺牲确实令人震撼。

为什么牺牲人数如此之多？

“晋察冀边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日伪军将晋察冀边区视为‘共军的巢穴’，从其创建伊始就被反复围攻与扫荡。”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说，敌后战场的开辟，牵制、消耗了大量日军，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战主战场，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付出了巨大牺牲。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时间上，我们读懂了真正的殊死战斗——

汪乃荣，冀中骑兵第2团政委，1942年5月牺牲于深县（今深州市）马口村；袁心纯，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6月牺牲于定县（今定州市）马阜才；孙丕谟，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政治委员，1942年5月牺牲于中罗村；肖治国，冀中军区第30团副团长，1942年6月牺牲于肃宁县窝北……

在这份名单中，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就有近150人牺牲，占名单总数的近一半，白乙化、郭陆顺、常德善、王远音、孔庆同、包森等英烈，都在其中。

“从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军集结重兵对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疯狂进攻根据地。”谢忠厚说，此时，也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艰苦的时期，“中国战场牵制了60％以上的日本侵略军。”

1941年秋季，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历次反击日军大‘扫荡’的浴血奋战，从参战兵力与动员规模、持续时间与战场态势，及其战略意义来看，都很重要。”谢忠厚说。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地点中，我们读懂了真正的前赴后继——

政委刘锦涛，1941年牺牲于定县；团长牛宗民，1941年牺牲于安平县；政委钟州，1942年6月9日，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总支书记赵士元，1942年，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政委李建，1942年牺牲于定县侯家店……在这份名单中，仅晋察冀军区冀中区第9军分区第18团一支部队，就先后有近20位团职以上干部战死疆场。

18团的牺牲不是孤例。冀中区第30团先后三任团长以及多位政委、副团长、参谋长牺牲，北岳区第10大队、平井获游击支队、第19团，冀中区第22团、23团、27团以及著名的回民支队等部队，也都有多位团职以上干部捐躯战场。

“烈士牺牲的范围遍及晋察冀边区每一处。”周慧敏说，从平山洪子店到宣化新营子，从高阳博士庄到深县护驾迟，从遵化铁厂到平北（今北京延庆）四十里长嵯，“很多游客都在这份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地名，烈士的鲜血真真正正洒遍了燕赵大地。”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烈士照片墙。栗静供图

打鬼子就得是共产党

在这份名单中，有人民军队骑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晋察冀骑兵团团长刘云彪。

正是他，指挥部队打响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在华北敌后抗战的第一枪。

1937年9月23日，时任八路军115师骑兵营营长的刘云彪带着“务必于24日8时前占领倒马关”的任务，率部向位于唐县西北的倒马关出发。

开国少将、时任骑兵营副营长的李钟奇曾回忆：“前往倒马关120里的山路，都是仅容单骑的羊肠小道，不便于骑兵急行军。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漏夜牵马摸黑前行，经16小时急行军，终于在24日早7时到达倒马关。”

骑兵营胜利夺取了倒马关，使日寇由涞源南进的计划遭受严重打击。同时，也正是这场战斗，拉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

事实上，在这份名单中，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的，还有时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旅长的陈光和副旅长周建屏，以及红军时期就曾任副师长的陈群、时任115师独立团宣传科长钟蛟蟠等——这些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如果不牺牲，原本都能成为开国名将。

在这份名单中，也有曾是旧军人出身的马本斋、王溥。

马本斋和王溥，早年都是奉系军队的团职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马本斋，毅然弃官返回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今本斋村）；王溥则在张学良的推荐下投奔马占山部参加了江桥抗战等对日作战，其后却因所在部队发生变故，一度被改编为伪军。

1937年8月，马本斋联络乡亲组建队伍奋起抗日，成立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日义勇队。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他意识到，想要抗日救国，靠自己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在1938年4月，马本斋率部正式参加八路军——这就是著名的回民支队。

而王溥则于1938年8月在唐县率部武装起义，震动了整个华北，并在军事上改变了当时平汉线北段敌我力量的对比——《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关敬陶”的原型就是他。

随着对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刻，两位旧军人出身的八路军指挥员，都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马本斋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心甘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和1939年7月，马本斋和王溥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名单中，还有工人出身的节振国和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白乙化、那恕，以及80多位从河北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地方部队指挥员……

这些不同出身、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中华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血染晋察冀，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录中只有孙永勤、洪麟阁等几位烈士不是党员，但是从历史上看，他们生前也都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党组织靠拢，仅仅是因为牺牲得太早，没来得及加入中国共产党。”谢忠厚表示。

正如曾与马本斋、王溥一样经历过从东北军到八路军身份转换的开国上将吕正操，生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抗日，不找共产党怎么行？”

晋察冀边区军民瞻仰烈士纪念塔。栗静供图

他们战斗在抗日最前沿

这份名单中，冲锋在前的是共产党员。

名单里的八路军115师688团团长陈锦秀，是115师最初五个团中最早牺牲的主力团团长，牺牲时年仅27岁。

提起陈锦秀的名字，人们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我们熟知的开国上将韩先楚曾经是他的副团长，后来同为开国上将的刘震，则是该团的政委。平型关战斗中，688团作为预备队最后出发，但因大雨引发山洪阻碍了道路，这支红军时期就以善打硬仗而闻名的部队错过了战斗。

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八路围攻失败后，于1938年1月11日，调集2500余兵力，由平山、井陉进攻房山及东西回舍。当时，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刚刚在阜平县城开幕。688团奉命在平山温塘以南阻击井陉之敌，陈锦秀在温塘辛庄至南红岸寨占据了有利地形。在这场阻击战中，把指挥所设在了战斗前沿的陈锦秀，因遭遇日军炮火的集中轰炸，于1月22日壮烈牺牲，最后连遗体都未能留下。

这份名录中，不怕牺牲的是共产党员。

1942年，时任冀中第八军分区代司令员的孔庆同在战斗中牺牲，白洋淀军民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在孔庆同身旁的血泊里发现了一堆纸灰和一些军号的碎片。

孔庆同，1927年15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最初是红25军的一名小小司号员。从那时起，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到冀东开展地下工作、为冀东大暴动做准备，以及调到冀中代理军分区司令员职务，这位在战火中成长的战士，一直把心爱的军号带在身旁。

1942年10月21日，孔庆同到河间左庄部署工作途中，遭遇敌人包围，在身中数枪、子弹打光的情况下，孔庆同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这份名单中，用最后一颗子弹、手榴弹壮烈殉国的，还有王溥、刘诚光、王少奇等多位烈士。”周慧敏说，“或许，伴随孔庆同一同殉国的军号，正是先烈们初心的最好象征。”

这份名单中，爱护战士胜过爱自己的是共产党员。

1941年在玉田牺牲的冀东区第12团团长陈群，长征中曾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后来还参加过西征，可谓九死一生。

在长征路上，陈群曾得到一小瓶珍贵的云南白药，此后虽然自己多次负伤，他却一直没有舍得用。可1938年11月初的茅山战斗中，他却把这瓶珍藏已久的白药拿了出来，救治了一位腹部受伤的通讯员。战士们说：“陈支队长把战士的命看得比他自己还值钱！跟着他干，还有什么豁不出去？”

这份名单中，始终用生命印证忠诚的是共产党员。

名单中的杜伯华本是一位祖籍河北的医生，“九一八”事变后投身革命，他开办的华昌药房成为吉林省榆树县首个党的地下联络站。其后，他受组织安排到西安参加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甚至在“西安事变”中直加参与过活捉蒋介石的过程。

“七七事变”后，他受组织派遣到平西打游击，在二道河子伏击战中率部击落过一架敌机。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领导工人用土法制造出多种药品，对粉碎敌人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每研制一种新药，他都要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1941年6月30日，杜伯华在试验新药品时不幸中毒，以身殉职。

“今天，这份名单中很多烈士的名字，我们已经不再熟悉。但透过名单背后一个个不可磨灭的故事，点点滴滴的历史细节，我们仍能真切地体会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勇敢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周慧敏说。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记者手记

走近他们 就是走近历史

此次报道采访中，记者还从全省各地得到了多份烈士名单。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革命战争年代牺牲在华北地区的316位团职以上革命烈士，周建屏、常德善、王远音、包森、马本斋……烈士名录与我们最终报道的名单高度重合。

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高捷成、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200多位烈士安葬在这里。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保留着三大战役期间牺牲的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

在邢台市任泽区冀南革命纪念馆抗战展厅内，包含542名任县（今任泽区）籍和牺牲在任县的烈士的“英名录”印满了整整一面墙。

……

从高级将领到普通一兵，不同英烈名单中有着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名单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90后，在接触这些名单之初，记者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对大部分烈士的名字很陌生，没有太多直观感受。但是当循着一份份烈士名单，查找一份份史料文献时，这些早已遥远而陌生的姓名，逐渐还原为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故事。

从第一位牺牲在石家庄的共产党员、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高克谦，到最早创建阜平苏维埃政府的谷雄一，从著名战地记者雷烨到民兵“爆炸大王”李混子，这些名单背后的故事，贯穿了整个革命史。

只是因为篇幅和具体名单的限制，还有那么多的烈士和故事，没能写进正文之中。

率部一举歼灭制造河北潘家峪惨案日军的八路军虎将欧阳波平，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并作为第十九路军下级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战场上抱着集束手榴弹跳上日军坦克，掀开盖子扔进去，连炸日军三辆坦克。后来，他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在“剿共前线”脱离十九路军，加入红军，从一名普通战士当起，逐步成长为共产党员、红军连长、八路军主力团的参谋长。

从黄埔军校到抗日军政大学，从福建苏区到冀东前线，欧阳波平像名单上很多党员一样，为抗日踏遍大半个中国，最终牺牲在河北。

在他们身上，从来不缺乏传奇色彩。

入党时年仅16岁的抗日英烈高小安，20岁就成长为游击队长，并只身深入敌后，孤胆除奸。冀东大暴动后，大部分抗联队伍奉命西撤，高小安部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坚持在冀东活动的游击队。为了给党组织筹备活动经费，他几次变卖自家的田地产业，直至拿出了几乎全部家产。在他的影响下，全家先后有几十名亲属参加革命，10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毁家纾难、满门忠烈、前赴后继……他们用生命诠释的，正是党员的信念与忠诚。

高小安牺牲时28岁，欧阳波平30岁，高克谦19岁，谷雄一26岁，雷烨26岁，李混子22岁——他们的生命定格在那个年纪，成为永远的丰碑。

走近他们，就是走近历史。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