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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构筑防疫坚固长城
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省防疫站工作人员开展预防接种工作。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图
■阅读提示
国内累计确诊8万多例，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0万例。
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不免引人思考：人类是怎样发现和认识传染病的，传染病又怎样与人类世界如影随形？
事实上，这并非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凶猛的传染病，从鼠疫、霍乱到SARS、MERS，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和传染病的斗争史。
2003年非典期间，宣化卫生防疫人员正在逐户喷药消毒。 河北日报资料片
传染病
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之一”
如果我们回首人类的历史，传染病一直如影随形。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不仅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死亡，甚至数次改写过人类历史的轨迹。
“黑死病”，14世纪中期暴发于欧洲，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但也正是这场重大灾难，松动了欧洲封建统治的基石，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改变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
天花，一种同样骇人听闻的传染病，曾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脚步伺机进入美洲，横扫当地原住民，险些造成种族灭绝。
从古至今，传染病从未中断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这些文字的记载。《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国古代先后有300多次瘟疫流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仍肆行无忌，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报告说：“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
有瘟疫就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
河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范铁权介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运六气”的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就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书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病的治疗医方，很多一直流传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1954—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其中医疗法向全国推广。
而在西方，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创立翻开了人类认识传染病的新篇。
“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显微科学也同其他学科一起飞速发展起来。”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刘殿武介绍，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得以看到很多微小生物，也使科学家们发现了病原微生物和传染病的关系。
1878年巴斯德提出传染病的根源是病原微生物的观点，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病原微生物不是人体内自然发生的，而是由外界侵入的，开启了医学的细菌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对传染病的病原体有了新的认识，一些细菌以外的病原体如病毒、螺旋体、衣原体、寄生虫等也逐渐被发现。
科技在进步、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普遍开展、社会管理水平在提高，但SARS、MERS、H1N1、埃博拉等新发传染病相继发生，21世纪以来，人类依然无法摆脱传染病的梦魇。
“传染病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据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一万一千多年前。”刘殿武介绍，传染病的起源与人类生活习惯以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人类步入农耕社会，人类开始聚集，同时人类开始驯化动物，人和动物长期在同一环境中生存，久而久之，很多微生物突破人与动物的界限，导致传染病的暴发。”
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人类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动物，而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来自野生动物。
这一针对传染病起源的解释，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所言，“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
瘟疫“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之一”，威廉·麦克尼尔这样断言。
防疫体系
对抗病毒的人类保卫战
人类的历史也是与传染病、流行病斗争的历史。这不仅关乎死亡，更是一段关于现代医学、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变革与演进的人类保卫战。
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数亿人感染，约4000万人丧生。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系统瘫痪和社会恐慌，自1920年开始，各国开始着眼建立更先进的疾病监控体系，提倡全民卫生保健和廉价医疗，以期将大规模传染病扼杀在萌芽状态。
而在大约同时期的中国，改变也已出现。
1911年，东北鼠疫得到有效控制后，“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会上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
“但中国现代化防疫体系建立的真正开端，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范铁权表示。
新中国成立伊始，有感于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预防为主”被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
随之，与传染病相关的法律法规、机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会上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负责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的卫生防疫站，又在地方病高发地区，建立了很多与卫生防疫站平行的专业性防疫机构，如寄生虫病防治所、地方病防治所、结核病防治所、职业病防治所等。”刘殿武介绍，在张家口市还成立了河北省鼠疫防治所，该所一直保留至今。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培训处处长卢安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省先后成立了省卫生防疫大队、省防疫委员会、省爱国卫生委员会等机构，组织和领导传染病防控工作。1953年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成立，各专区、市、县相继建立起卫生防疫站，至1958年，省各级卫生防疫站全部建齐，原属各专业防治队先后改建为专业防治所，全省卫生防疫网初步建成。
今年88岁的王文元曾任省卫生防疫站站长。1957年，他从部队转业后，就到峰峰矿区卫生防疫站工作，在当地工作的六年里，他亲身感受到基层卫生防疫站发挥的重要作用。“短短几年时间里，多种传染病，像猩红热、百日咳、麻疹和小儿肺炎等，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明显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王文元说。
2001年8月，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撤并原省卫生防疫站、省地方病防治所等6家单位基础上组建而成。而在国家层面，2002年，国家疾控中心成立，在地方层面，省、市、县三级数千个卫生防疫站也更名疾控中心，逐步建立起疫情直报系统。
“传染病防疫体系，不仅包括机构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还涉及疫苗、特效药的研制和生产等。”刘殿武表示。
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臂膀上，都有1-3枚印花一样的疤痕，小小的疤痕记录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接种天花疫苗。
在疫病治疗和防疫办法上，新中国实行了很多新的现代防疫措施，其中就包括计划免疫。
比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要求各地积极开展秋季种痘运动，并督促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和检查，并规定种痘一律免费。当年10月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此外，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和检定所。
卢安介绍，河北省的疫苗接种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53年，天花在河北省已被消灭，比全世界1977年全部消灭天花提前了24年。1974年河北省防疫站在全国首先提出了全省开展以“两麻”（麻疹及小儿麻痹）为重点的计划免疫工作，并把脊髓灰质炎、麻疹疫苗、百日咳混合制剂和卡介苗作为儿童基础免疫制剂，全省统一了免疫程序，2000年后实现无脊灰状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卫生部把河北省作为计划免疫工作的典型窗口，多国专家来河北省考察。当时我在省卫生厅防疫处工作，接待了不少外宾。”王文元说，当时要去哪些市、县、村查看接种率和卡介苗卡痕率，往往是外宾临出发前随机点出地名，“结果每到一处，都能完全达到要求。”
“河北省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灾情严重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发生过多起严重水灾和地震，比如1963年的水灾、1966年邢台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张北地震……大灾之后容易引起传染病暴发，但正因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加上疫情处置行动及时、措施得当，一些传染病甫一暴发，就被及时扑灭，基本上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卢安表示。
随着现代化防疫体系的建立，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据国家卫健委权威发布：1978年至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
人民战疫
见证万众一心的力量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今年3月2日，省爱卫办下发《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广泛动员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持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推进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防制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早日全面战胜疫情营造良好环境。
“爱国卫生运动，是党和政府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它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共同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是中国的独创，也是中国对抗疫情的制度优势之所在。”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阎丽表示。
爱国卫生运动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它发起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52年，为防御细菌战，全国开展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被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也成为我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
从那时起，爱国卫生运动就在全国上下蓬勃开展，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开展了除“四害”、“五讲四美三热爱”、卫生城镇创建、厕所革命等一系列工作，有效降低了病媒生物密度，显著减少了鼠疫、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的发生和流行。许多城乡清除了大量的垃圾、污物，面貌焕然一新。
当时在邯郸市卫生局主抓爱国卫生运动的王文元，对自1958年开始的除“四害”印象深刻。
“当时的‘四害’，主要就是蚊、蝇、鼠、蟑。消灭蚊蝇难度最大，最重要的是铲除一切蚊蝇孳生地，在冬春季消灭越冬蚊蝇，及时发现蚊卵和幼虫当即消杀等，这个浩大的工程，没有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王文元说，在群众的积极配合和行动下，那几年，邯郸全市做到了夜里打开门窗睡觉都没有蚊子咬，百货公司在本市一顶蚊帐卖不出去，蚊香、灭蚊药没有一户人家使用……获得了“无蚊蝇城市”的称号。
在广泛动员群众之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见证全国上下同舟共济所爆发出的能量。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每一次疫情大考，中国都用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次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速度、中国精神。”阎丽介绍，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为了防控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在党中央安排下，江苏、甘肃、黑龙江、上海、辽宁、广东、宁夏以及卫生部和河北各地的医疗队第一时间到达唐山，迅速分赴各灾区同当地各级卫生防疫人员及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对疫情开展了全方位的阻击。同时，31台军用防化消洒车、1900台机动喷雾器、5万多件小型喷雾器、400多吨防疫药品和100万份疫苗、菌苗也从四面八方快速运抵灾区。
每一次大灾大难，都见证了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医疗队伍的和衷共济。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一心，共克时艰。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同胞情义，是守望相助的14亿人面对无情病毒书写的人间温暖。”阎丽表示。（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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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接种方法的滥觞——
中国“种痘”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人工免疫方法预防天花的国家，中国古代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牛痘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免疫学的诞生，其根源也是受到了中国种痘的启发，并最终形成了目前种类繁多的免疫疫苗和新的疾病治疗手段。
中国古代的人们发现，那些患过天花的幸存者不再患此症，由此发明了人痘接种术。
据传在11世纪，中国就有接种人痘获得成功的例子，17世纪逐渐普及。张璐的《医通》(1695年)说：“迩年有种痘之术，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清初医生于茂鲲称：“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可见清初人痘接种术已在南方和中原地区被广泛采用。清军入关前后, 其居住地曾有天花流行, 不少皇室成员感染天花致死,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即死于天花。康熙皇帝对预防痘症极为重视，多次召痘医入宫布痘，亲自下令向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种痘。
种痘法在全国城乡的普遍实施也促进了种痘技术的提高，《医宗金鉴》记有四种接种人痘的方法，清代的《种痘新法》则描述了人痘苗的选育方法：“其苗传种愈久，药力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此后，种痘法很快远传海外，1688年沙皇俄国遣人来中国学痘医；1744年，杭州李仁山将种痘法传到日本，并在1840年牛痘法传入前一直采用。18世纪中期人痘接种术还传到美洲大陆。
人痘接种术传到英国更具有特殊意义，成为牛痘产生的基础。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资料显示，1700年英国的医学家就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有所了解，1721年天花肆虐英伦三岛，曾任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玛丽·蒙塔古积极推广人痘接种术，使这一方法在英国流传开来，牛痘的发明者琴纳在小时候曾被接种过人痘。从医学院毕业后回乡行医，琴纳的职责之一就是接种人痘，当地的挤奶工人相信得过牛天花就不会感染人天花，因此拒绝接种人痘。
经过调查，琴纳确信患牛天花和接种人痘一样具有防止天花感染的作用，于是萌发了接种牛痘的想法，1796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想法，把一位患牛天花女工的痘浆接种到一个男孩身上，获得成功后又5次为他接种人痘，均未感染，证明了接种牛痘可以抵抗天花。牛痘比人痘更安全、简便，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牛痘苗的制造、检定技术不断改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免疫接种，最终消灭了天花，造福于全人类。
1805年牛痘法传入我国，我国医学家积极推广牛痘接种。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要求普种牛痘。1961年以后我国没有发现天花患者。1977年10月26日，全球最后一名索马里天花患者被治愈。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经被根除。（整理/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