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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捷地减河上的捷地闸。 记者田瑞夫摄
【记者手记】
日前，行走大运河小分队来到沧州市沧县捷地乡。南运河从乡西南穿流而过，古老的捷地分洪闸与年轻的捷地新建闸分别横跨于捷地减河与南运河主河道上，相隔百余米并肩而立。一新一旧两闸被夕阳拉长的身影投入河水中，似在讲述水利史上代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和中华智慧。不远处高大的乾隆亲题御碑与奔流不息的运河水，交相辉映，相互陪伴着走过了几百年。
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治水之“治”彰显治国之“智”。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几千年来，中国大运河以水波为曲，桨帆为歌，传唱着人类水利发展史的壮歌，她用不可胜数的减河、闸口等配套水利工程，标记下代代传承的中国工匠精神以及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中华智慧。位于南运河上的捷地减河与捷地分洪闸便是运河人水利智慧的杰出代表。中国先人把闸、坝、减河完美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工程，“弱则蓄使壮，盛以减其驶”，使之成为大运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高超与绝妙。
南运河奔腾北上，一路上汇聚着多条自然河流，不同的涨水和枯水期，让大运河的水势也变得捉摸不定。在某种意义上讲，大运河也是把双刃剑，既要享受水利又要防治水患，考验着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智慧。
走进位于捷地乡的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捷地闸所时，天近黄昏，绚丽的晚霞给小院蒙上了一层金黄的面纱。捷地减河如眷恋母亲的孩童般将头扎进南运河怀中，与南运河交汇合流。
“在以漕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年代，减河的作用是能够有效控制水位。”与我们同行的捷地闸所张书海主任说，减河是“分担”运河河水，减少水灾隐患的人工河。古时大船航行需要高水位，而水位过高，运河上地势低洼的地带就容易溃坝，带来水患。减河的应运而生既保证了水位，也降低了水患风险，极具科学性。
据考证，捷地的地名最早见于《明世宗实录》，因“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筑而成，故堤善崩”，时常泛滥的洪灾给此地冠上了“绝堤”之名。因不堪洪水长期侵扰，明朝廷下决心治理水患，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开挖捷地减河，使洪流经沧州青县、黄骅，从歧口入渤海。长54公里的捷地减河不但约束了桀骜不驯的运河水，保护漕运，还调节了周边地区水环境。捷地减河开通后，两岸盐碱地得以淤肥。被打上苦难烙印的“绝堤”也逐渐取其谐音改名为“捷地”。
修建于减河之上的捷地分洪设施不仅驯服了洪水，还惠泽一方百姓。明弘治三年开挖捷地减河时，在减河与运河连接处建桥设闸。从那时起，历朝历代不断加固河道，完善分洪设施。“运河水七分，提闸一孔，减河水半槽。运河水八分，提闸二孔，减河水平漕……”民国《沧县志》中详细记录了清雍正三年（1725年）捷地减河上设立五孔闸的功效。当时的分洪设施精良，能够更加精准地对运河水进行疏导与利用，通过流量控制行船过往，通过蓄水便于农耕灌溉。
捷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留下最浓墨重彩一笔的修缮，当属清乾隆年间改闸为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夏，南运河涨水，危及天津，清朝廷开始建设减水坝，乾隆曾三次视察建设进度，并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御书“捷地兴济坝工纪事诗碑”。“治闸缘营流，设坝因减水，其用虽为殊，同为漕运起。弱则蓄使壮，盛以减其驶……”御碑上寥寥数语道出此处分洪工程的强大功效。
几经修缮，1933年捷地分洪设施被改建为8孔分洪闸，并引进安装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手摇电动两用启闭机设备。眼前的机器设备虽已废弃多年，但由于机器制作精良，仍能运行自如。古老的中国智慧，与德国先进的工业科技和工匠精神在此携手，曾一度牢牢守护着运河沿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旧时捷地几易闸坝的治水壮举虽已远去，作为流动的文化，大运河给后代留下了更多宝贵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支撑。如今，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厚重的运河文化为依托，一处水利人文景观——大运河碑廊，屹立于捷地闸旁边。置身碑廊，我们感受到的是运河的文化气韵和惠民情怀。“京杭大运河是镌刻在大地上的一行史诗”“玉带穿城过，千年古运河。今朝引南水，盛世谱新歌”……诗文言志，泼墨抒怀，百余幅碑帖收录了当代文人墨客对大运河倾情讴歌的书法和篆刻作品，记录着人们对大运河的赞美。
回望历史，古人在与水患不断抗争中，以工匠之心、中国智慧发明创造出诸多行之有效的水利技术和理念——顺势治水、精细施工、精益求精……捷地水利工程堪称一处兼具惠民、富民功能的代表之作。
时光流转，用现代眼光凝望捷地闸，它早已从原来的水利设施演变为文化遗产，但它身上传承着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中国智慧，不断激发着中华儿女强大的文化自信。如今，捷地新建闸早已取代古闸口，肩负起引黄输水及防洪排涝的重任。这一旧一新，遥遥相望的闸门，让我们对历史充满自豪和敬畏，又启迪后人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更多思考。（记者曹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