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绪（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1927年至1928年，巴金曾赴法国留学。法国是当时欧洲各种人文社会思潮和艺术流派的荟萃之地，现代派艺术方兴未艾。但巴金在那里却并未像李金发等人那样，接受印象派和象征主义的影响，而是自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始，便选择了求真求实的道路和方法，直到晚年的《随想录》等一系列著作，都仍坚持这一写作方向。
巴金表示，自己从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那里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他说：“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文学“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远离社会生活和作家内心，故弄玄虚，盲目搬用现代主义技巧的不良倾向，巴金批评道：“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他也从不盲目崇拜。他坦白地承认，他看不懂有些现代派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当有人告诉他，这些作品需要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时，他说：“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他甚至说，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所以一直想不出来。但是巴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他苦苦思索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
创新是文学艺术永葆青春的前提，但不动脑子、不费气力地生搬硬套，即使套用模仿的是新出现的，是国外的，也还不是创新。玩弄技巧，故作艰深，盲目模仿，这些都是创作界和学术界的一种幼稚病、婴儿瘫。巴金的创作道路与他的文学主张或文学信念，对于矫正文风与学风，对于帮助人们认清文学界那些怪现象，的确有极大的参照价值。
除了巨大的文学成就，巴金自青年时代起，便以自己的善良、诚恳、坦荡、热情、富于正义感，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文艺界结交了许多朋友。无论对方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待人以宽厚热诚，使所有与之交往的人都感受到他深厚友谊的滋润。他识曹禺于无名之时，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雷雨》。作家萧乾身处逆境、被众人冷落时，是他伸出了热情温暖的手，萧乾后来著文称他为“挚友、益友和畏友”。鲁迅与他进行工作往来不久，就称与他“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郭沫若赞扬他是“我们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茅盾在参与选编《草鞋脚》时，在他执笔的关于巴金的简介中，也赞扬其是青年学生“爱读的作家”。
巴金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被一版再版地大量印行，长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还被译成俄、英、德、意、日等十几个国家的文字。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受到读者和与之交往的作家、友人的普遍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