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北京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承秦伯未、任应秋、刘渡舟、赵绍琴、胡希恕、余无言、陈慎吾等老中医。“他们虽没什么学历，也是从全国各地调到北京的，但都是大家。”提及诸位恩师，李老至今崇敬十分。
“开始并无学医的意愿，毕竟高中时学的都是数理化。”李老说，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国家政法系统的干部，他高中上的是高干子弟甚多的北京101中学，1956年中学毕业“秉父命”考取北京中医学院。
父亲让他学中医，是因为家人多受过中医之惠。而且他对中医产生兴趣，也是亲见实例后被折服的。他说，母亲患高血压，当时北京老中医余冠吾先生重用蜈蚣，四服药就好了，且血压几十年稳定。
说起蜈蚣，李老还提到一段轶事。原北大文学教授余伯龄，乃余冠吾之兄，于日寇侵占北京后辞职闭门研医，人称余疯子，因在药方中曾用百条以上蜈蚣而得名。
李老也有其“疯”的一面。他曾以蜈蚣10条为粉，一次吞服，未见有毒性反应。后来，他甚至以1:5蜈蚣液静点，以身试药，连续三日，分别为30、60、100毫升，无任何毒性反应。后来李老用药，也曾有过四五十条蜈蚣的实例。有人说，李士懋胆够大。
如此胆魄之人，面对长期以来中医所临境况，却有些无奈和纠结。
李老坦承，给他带来困惑的是中西医结合。他认为，50多年实践下来，二者结合得如何姑且不论，中医失去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倒是实情。
“症结在于，原则上高喊继承发扬中医特色，但实际干起来仍是以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改造中医那一套。喊的与干的两张皮，岂不哀哉。”李老说，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根本看不到中医特色。
“至于动物实验，必须造病理模型，中医治疗是以证为核心，证的判断须望闻问切，一个老鼠满脸毛，如何望？小爪子就那么一点，如何切？吱吱乱叫，如何问？脱离了四诊，哪来的证？”李老的话令人捧腹，也透着无奈。
他说，若不按这个模式去做，莫说学位、职称、获奖等，恐怕连个论文也发表不了。“这好比旧社会妇女裹足，怕脚大了丑煞人，连个婆家也找不上，只能把好端端的脚裹成残废。”
于是为了科研立项、授艺带徒、评聘职称等世俗之事，李老自嘲自己也不得不进行“裹脚”。年近退休，他重拾外语，苦学西医基础和科研方法学，求助西医老师去做种种实验分析。李老说自己真是“大感郁闷，心神俱疲”。几经折腾，李老发现，自己的优势还是在中医，与其迎合“潮流”，莫若坚持自己。
科学是多元的，发展道路也应是多元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中曾说：“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此言道出了二者根本不同之所在。
回归传统中医的李老，自谓铁杆中医，意为尊崇传统经典，不被西化乃至异化。
这才是他所熟悉的世界，充满阴阳和气血，追求天人合一，平衡中正。
这是他毕生追索的方向——溯本求源，平脉辨证。
虽年近八旬，可现在李老仍每天早晨四时左右起床，苦读经典，参悟辨证之道。他说，以古为师，努力领悟；以古为友，平等探讨；以古为徒，敢于评说；以古为敌，勇于否定，建立自己的见解。
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伴驾鹤西去后，他一人独住，拒绝后辈照料，只为清静读书、写作。他说，把一生窃有所悟处写出来，既是对中医的情缘，亦免死而为憾。
如今，他穿旧衣，吃剩饭，少出斗室，街邻偶赠佳肴，亦欣然接受，最大的愿望是建一座河北名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