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借助资金支持来引导。
在德国，针对传统产业撤退后原有地区土地污染严重、清理耗资巨大、私企无利可图的问题，一些州政府设立土地基金，购地后进行修复，土地经过消毒等处理后再出让给新企业，成为新的工业用地、绿地或者居民区。同时，对于产业培育频出鼓励政策，比如北威州规定，凡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企业在当地落户，将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因此，虽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生物产业起步较晚，但2000年德国已拥有330多家生物技术企业，其中1/3落户在北威州。
美国则用足了财政和税收杠杆。自1981年起，美国政府规定企业研发投入可抵减其联邦所得税应税收入，其他鼓励环保应用和新能源开发的政策也多从税收上出牌。意大利设立了“技术创新特别滚动基金”，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而且基金无偿使用，最长还款期8年。
二是关于人的政策保障。
为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各国在大力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强人员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拓展就业渠道。德国在鲁尔区改造中，政策规定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当于投资额12%-23%的补贴，鼓励保持和创造就业岗位，尤其对雇佣妇女就业的企业，投资补贴高达36.5%。这一政策使得鲁尔老工业区80%的劳动力从事旅游、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
日本在推进北九州产业转换过程中，从企业角度进行政策推动，其中规定对安置煤炭工人及其子女就业的企业给予补助，视用人比例的高低给予差别优惠。
当然，除了上述政策措施，严格的行业排放标准等环保要求也对产业升级起到了倒逼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传统产业的环保标准和减排约束力度很大，但配套保障政策还缺乏力度。比如在传统工业产业重组、落后产能淘汰以及环保技术应用等方面，还应加强政策鼓励。”有关人士认为，尤其要兼顾解决产业调整中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