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好的机会是什么？靳建朋说不清。他说，想到的最好的前途是在石家庄市的大企业里找一个天车工的职位，最好是正式工，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但是太难了，这样的工作，咱们根本进不去。”靳建朋笑着说。
是不是找到一个好工作就什么都解决了？“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别说对于农民工，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对吧。”他说。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谁来消解?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理想的渠道是三方面共同承担：国家、企业和农民工个人。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可以理解为：在城镇定居所需要的各项经济投入，也即要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投入。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揭示了一个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需的高昂成本：“根据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
这位代表性农民是采用全国平均数值而设计出的一个标准像：年龄29岁，退休年龄为55岁，寿命为73岁。根据年龄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位新生代的农民工。
而这8万元仅仅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付出的部分。报告执笔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其中，企业需要承担的部分并不多，个人承担的部分则很大，应该是政府支出部分的“好几倍”——— 也就是几十万元。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他们的个人支出部分也是来自于企业。所以，企业的支撑度仍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决定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