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玲的维权困境并不罕见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韩世春，一直在为赵艳玲提供法律援助，他感慨赵艳玲在认定工伤过程中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困难，在实践中并非罕见。“作为劳动者，遭遇工伤事故后，需要经历如此复杂的法律程序，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经济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神状态的巨大考验，不但伤身，还要伤心，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韩世春说。
韩世春认为，从赵艳玲的案情分析，她之所以走过了为期7年的行政诉讼之路，关键在于受伤事实的确认方面。从工伤认定的法律关系分析，劳动部门类似于居中的裁判者角色，是根据证据材料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对于工伤事故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负责。“从赵艳玲的工伤认定案件处理过程分析，劳动部门两次进行所谓的鉴定，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人保局强调根据伤情，赵艳玲受伤时根本不可能移动，这是以结果推导原因的逆推过程，而原因可能导致的结果却不具有唯一性。所以，劳动部门的做法是不符合逻辑的。同时，我们从整个过程中，也看到了公权力行使的不严肃性。”韩世春说。
韩世春表示，赵艳玲在工伤认定中遭遇形形色色的困难，在实践中并非罕见。正是由于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最终才促使了《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2011年以来，随着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的相继实施，劳动者工伤维权的法制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比如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并规定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等，但距离彻底改善尚有一定的距离，相关的法律还需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伤处理程序复杂，是指整个制度设计而言，单一某个程序的修改，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现状。”韩世春说。
“接触赵女士案件一年多来，我深刻地体会到作为工伤职工的无奈，有对公权力行使的无奈，更多是对用人单位恶意拖延程序的无奈。”韩世春告诉记者，赵艳玲的案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目前工伤职工的大体处境，反映出我国工伤处理的法律现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立法的方式，最大程度上减少工伤处理的制度性障碍，还工伤职工以权利主体的地位。工伤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更涉及到一个家庭，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伤问题也是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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