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媒体称，湖南省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针对梁勇“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的观点，提出异议。李乔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不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这些青铜器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
对于外人带入的说法，李乔生说：“四羊方尊发现时影响很大，如果是姜谧荣所为，他和他的后代会有说法的。”但李乔生同时也认为，四羊方尊并非宁乡本地生产。李乔生表示：“四羊方尊可能是商末中原贵族南迁，带来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的产物。”
据曾主持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的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介绍，在该遗址西北发现和清理了7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向桃初认为，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和风格一致，都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说明以往黄材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重器和炭河里城址有直接关系，亦属同一个文化共同体。
梁勇称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湖南宁乡说，历史根据不足，曾受到多方质疑。有许多历史专家称，商代时期，湖南宁乡地区不处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带，也不具备如此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无法铸造出四羊方尊如此高规格的礼器。史学界也有该方尊可能是外来人带入的说法。
其二，湖南宁乡说，出土过程存疑。据称，四羊方尊是1938年4月湖南宁乡县月山铺村一个名叫姜景舒的当地农民在月山半山腰的红薯地里种地时，用锄头挖到的。梁勇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不可能单独出土独一件如此重要的礼器，旁边没有任何其它文化遗存。其次，商代的标准器物不可能埋藏在如此浅的地层，可能是二次掩埋造成的。”
其三，广宗首次出土地说，有见证人和史料依据。首先，在河北广宗县城北大平台村，至今保留着帝辛(纣王)的沙丘平台遗址。在邢台周边地区，考古工作者也先后发现了邢台下七垣、葛家庄、曹演庄、南大郭、贾庄等商代奴隶主贵族遗址，曾出土了大量商代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一些青铜礼器的器形和纹饰，与四羊方尊存在相关性。
参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