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华工问题专家刘宝辰教授表示,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所限,此次和解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依然对日本最高法院剥夺了民间索赔的权利感到强烈愤慨,依然真诚的希望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从“正义”与“公理”的立场出发,及早解决所有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问题。
历史不能忘记
从纪念碑揭幕,到中日双方对此事的交流,本报记者全程跟踪发现,日本方面参与的人员基本上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几乎没有年轻人。缘何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独独缺少年轻人的身影,莫非日本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漠不关心?遗憾的是,记者的这个疑问得到了日本人的多方证实。
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援和帮助,才有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诉讼和和解。
当然,这群被安野劳工及家属连连称谢的日本友人并非无私的“雷锋”,他们从事这项事业的初衷是清算日本战争罪行,追求历史真相,“是在帮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过去人们的罪行,给受难的中国人以安慰”,代理西松安野劳工案的日本律师团成员足立修一律师对本报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多年同日本企业的斗争。同样,川原洋子女士也对记者说,她本人与战争无关,但作为一个日本人,她负有战后责任,她的所作所为是在为日本人还债。不过,她也承认,像她这样的人,在日本属于少数。
尽管如此,这几乎是一帮须发尽染的老人了,即使在纪念碑揭幕现场,除了日本媒体的年轻人,到场的日本嘉宾也基本都是中老年人。日本的年轻人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会缺席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呢?
在纪念碑揭幕式的早晨,去往安野发电站的路上,记者同对本次诉讼提供过帮助的日本学者杉原达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杉原达教授说,在今年10月至12月的每周五上午10:30-12:00,是他主持的中国劳工问题课程,但是“感兴趣的学生比较少”,说到这里,杉原达教授露出了尴尬和无奈的表情。他透露,有关中日战争以及劳工问题,日本学生在大学之前的课程基本都不会涉及,只有到了大学才会听说这些问题。
在西松安野劳工案设立纪念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推进日中友好。但是,缺少了年轻人的参与和正确认识,这座承担“历史传达”重任的纪念碑则显得无比孤独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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