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年过八旬的劳工幸存者在子女的搀扶下，用颤抖的双手摩挲着自己的名字，滚烫的泪水肆意横流。68岁的杨世斗掏出自己撰写的悼文，站在碑前大声宣读，向父亲报告。吕学文的子女扑到碑前，抚摸着父亲的名字大哭不已，告慰父亲生前心愿已了，可以安息了。吕学文曾任原安野劳工联谊会第一任会长和原告团团长，2002年7月一审败诉，老人义愤填膺，从法庭出来后就一病不起，次年含怨辞世。
事情至此，“安野劳工案”似乎画上了休止符。但实际并非如此，劳工及其遗属们都把上述成果看成了一个“逗号”，他们接下来的主张是，要向日本政府讨要个说法。
是当年日本政府做出的强掳中国劳工的决定并实施的强掳行为，但日本政府并未对包括360名西松安野劳工在内的所有中国劳工表示过谢罪，这让中国劳工心绪难平。在离开日本前的最后一个晚上，85岁高龄的邵义诚向在座的劳工“难友兄弟”和劳工家属郑重表示，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坚持向日本政府交涉，讨还公道。
西松案能否成为蓝本
尽管国内相关人士对西松安野劳工和解有着各种声音，但无论怎样，西松安野劳工对于妥善解决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了某种蓝本，也为今后相同案例的解决提供了契机。
曾代表西松安野劳工三次诉讼的日本律师足立修一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取得目前的结果，与最初的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日本企业能够依照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向受难劳工谢罪道歉、赔偿并建立纪念碑，这些已经较以往前进了许多。他表示，虽然日本最高法庭最终裁定中国劳工败诉，但承认了中国劳工被强掳和被奴役的事实，这也将在日本国内产生影响。但他也承认，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安野劳工案的最后裁定其实是关闭了诉讼大门，以后相同的案例也不可能推翻“诉讼时效已过期”的依据，尽管日本最高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在他看来也是错误的。
135个劳工工地、至少35个加害企业，迄今为止，只有三处工地、两个公司实现了与中国受难劳工的和解，日本政府和许多加害日本企业仍然不愿正视历史事实，解决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受难劳工遗留问题的现状，而这仅仅是中日相关各方努力斗争了20多年的结果。
在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广岛县议会议员东保幸表示，虽然强掳和强迫劳动的事实已得到确定，但是涉及到有关赔偿问题，日本最高法院却做出了“受难者已经丧失司法请求赔偿权利”的判断。虽然西松建设公司作出了承认历史责任、向中方提出和解、解决问题的决定，但是现在许多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仍然不想解决此问题，“我非常期盼着西松建设的这一行动，能够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
从一开始就支援刘宝辰教授搞调查寻找西松安野劳工，到全程参与全部诉讼的日本友人川原洋子女士也认为，从务实的角度看，目前的结果是较为理想的，毕竟有一座纪念碑在日本国土上竖立起来，将会在那里持久地发挥着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日本企业也已经向受难劳工谢罪和赔偿。
当然，也有人认为，日本最高法院之所以不敢判定中国劳工胜诉，一是担心产生的国内政治影响，二也是担心胜诉的先例一开，会引发大规模效仿。而如此一来的负作用是，大多数日本加害企业看着日本政府脸色行事，相关受难中国劳工只能靠着日本个别企业的良知，才能赢得和解。而西松安野劳工案的和解，恰恰为国内其他相同案例的诉讼提供了坏榜样。
【责任编辑：孙婷】
参与留言
